梁文道：毛澤東為何力推簡化字
梁文道 鳳凰衛視主持人
自從今年兩會有人提出分批廢除簡體字，重新推廣繁體字，一個困擾中國人達百年以上的老爭議一下子就又成了大家關心的時髦話題。比起簡繁之爭，更有趣的其實是它背后的思潮轉變；夸張點說，這種思潮的變化甚至與近年“普世價值”對“中國特色”的討論有隱隱呼應的關系，是中國民族意識崛起在另一層面的表現。
今天大家在辯論漢字繁簡之爭時，往往忽略了當年中國政府推動簡體字，除去掃盲等種種便利考慮之外，還有一個更長遠更終級的目標：那就是漢字的拉丁化。早在1951年，毛澤東就曾指出：“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這也就是當局推行漢語拼音方案的理由了，它不只可以為全國上下的普通話樹立標準，還能讓大家逐漸適應拼音文字，令它終有一日取傳統漢字而代之。也就是說，簡體字只是一個過渡階段，漢字的拉丁化才是現代漢字改革最后的目的地。
晚清以降，從世界語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一直到漢字拉丁化運動，各種廢除傳統漢字的激進方案層出不窮。而且他們的推手雖然政治立場迥異，但卻有志一同，所據的理由也大致相似。例如錢玄同，他認為傳統漢字“和現代世界文化格不相入”，主張“學校從教字起直到研究最高深的學術，都應該采用拼音新字，而研究固有的漢字，則只為看古書之用”。又如瞿秋白，他更嫌白話文運動的結果不徹底，無法做到完全的“文言合一”，于是激烈地說：“要寫真正的白話文，要能夠建立真正的現代中國文，就一定要破除漢字采用羅馬字母。我們可以把一切用漢字寫的中國文叫‘舊中國文’或者漢文，而把羅馬字母寫的中國文叫作‘新中國文 ’。或者簡直叫作‘中國文’”。
為什么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這批名人如此痛恨漢字，非欲除之而后快呢（盡管他們一輩子也在使用繁體字）？用現在的說法，那是“受到了西方的毒害”。當年的語言學家受到粗俗版達爾文主義的影響，認為全人類的文字系統都可以列進一條單線進化的軌跡，從圖畫文字到象形文字，再從象形文字到表意文字，最后則進化至表音文字。漢字是種表意文字，比起拼音的西方文字，實在落后太多。在那年頭，中國知識界為了尋找中國落后的原因，真可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于是連沿用數千年的漢字也被他們拿出來當作革命的對象，似乎漢字不改就不得富強。
如果說真有什么東西極具“中國特色”，不該輕易讓步于“西方主導的普世價值”，那一定就是傳統的漢字了。由于漢語以單音節為主，同音字的數量太多，所以漢字的發展走向了表意的道路，著重字形構義，以免同音字造成誤會與不便，這種特征和語音辨義的拼音文字大異其趣，開發了拼音文字所不具備的視像世界。 歐洲學者很早就已經注意到這一點，并且據此聯想推論出種種中西文化差異的玄談，很富“東方主義”色彩。他們有的嫌中國思維方式過度聯接自然現實，所以缺乏邏輯推理能力；有的則反過來說漢字形體只需三兩個具體模件，就能表達極抽象的意念，是種適合哲學的文字（例如現代普通語言學之父洪堡特，他曾贊譽漢字形體 “自有哲學工夫在其中”。無論揚抑，他們都曉得漢字是歐洲人的異己，與拼音文字完全是兩種不同的語言世界。
我的老師，哲學家關子尹先生就曾在《論漢語古文字中的哲學工夫》一文中以“幾”為例，說明漢字抽象思維的特點：“‘幾’的金文從從戍，從二幺，即兩條細絲并列之形，意會一些‘細微之極’的事情或事態，《周易·系辭上》中‘夫易，圣人所以極深而研幾’中的‘幾’，即是此意；‘戍’則解持戈防守。二者合起來，便意會吾人對‘細微之極’的事象保持警惕。”一個“幾”字，在中國哲學里的重要，真可以“微言大義”形容。“例如《周易·系辭下》中有‘知幾其神乎 ’、‘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等語，很清楚的道出了‘幾’的認識與掌握于世道人生的重要。”又如《尚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這后世號稱‘十六字心傳’的經典名句，因為此中提到的‘危’和‘微’，正是‘幾’一字從從戍的要旨所在。”為什么一個字就能表達如此精湛深微的想法呢？這正是漢字以形構義的結果。
假如真把漢字拉丁化，變成一套拼音文字，不僅會造成一字多義等種種實際的麻煩，更有可能改變了漢語思維世界的特質。我無意在此比附漢字拉丁化和漢字簡化同樣會遇上的問題，因為我不想正面介入當前的繁簡之爭。我感興趣的，始終是當年中國知識界改革漢字呼聲背后的動力，到底是什么使得他們寧愿中斷漢語思維本色的傳統，也要奮力推動一場驚天動地的語言規劃呢？
與今日大談“中國特色”的情況相反，早輩中國知識界中的“進步分子”以粗糙的演化論為世界觀基礎，把他們心目中的“西方”視為普世人類文明的最高階段，它既高級又普世，我等不得不從。包括共產主義者在內的左派，尤其用心于舊中國的改造甚至揚棄，尤其鐘情于普世大同的國際情懷。從“全世界無產階級聯合起來”的政治口號，一直到漢字拉丁化的倡議，盡見這種心意的急切。所以蔣介石雖也曾動過簡化漢字的念頭，但始終不及共產黨人的堅持決絕，未能真正推行革命大計。
然而，這么說還是太過簡單，很容易讓人以為那些“進步分子”只是盲目追求西化，從而忽略了漢字革命里頭的復雜面向。
首先，漢字拉丁化的主張和白話文運動都有一個共同的前提，那就是語言優先于文字，聲音優先于字形。之所以要讀寫白話文，是為了“我手寫我口”。不只要讓我手上的文字臣服于我口中的語言；更要一反古代文言分離的傳統，達致言文一致的境界。瞿秋白和錢玄同力主漢字拉丁化，其實是這種想法的合理延伸：既然要我手寫我口，那么我使用的文字就不該是表意文字，而是能徹底地透明地傳達語音的表音文字。如果借用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這實在是一種非常西方的 “ 邏各斯中心主義 ”（logocentrism），以語音為絕對根源的玄妙形上學。
但是，如此激進的西化方案卻又吊詭地服務了建國的目的。因為要真正做到我手寫我口，真正實現漢字拉丁化的長程目標，我們說的語言就不能不統一；否則大家按照各自方言不同發音拼寫出來的文字又如何能通行全國？所以，我們不能只是改變書面語，也不能只是改造漢字，還要同時推行遍及全中國的“國語”或“普通話”，使中國人先說同一種語言，再以此為基礎寫出同一種文字。
以往的中國人雖有不同方言，卻能憑脫離口語的文言文彼此溝通，而且還發展出廣被東亞的漢字文化圈。從日本、朝鮮一直到越南，莫不在漢字的影響范圍之內。可是和這種漢字文化圈相適應的“天下觀”，卻與現代東傳而來的民族國家觀念有矛盾。按照現代民族主義的常規，一個獨立的民族國家必須有統一而標準的國語，又必須有能夠準確表達這套國語的文字系統。所以除了日本保留部分漢字，朝鮮和越南都先后放棄了漢字，按自己的國語改采一套新造的拼音文字（就連日本也曾有過完全棄絕漢字的“新國語運動”）。至于中國，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更是民族國家建立計劃的一部分。可別忘了，自清末開始，“中國不算是一個國家”和“中國人是一盤散沙”的哀嘆就已漸成共識。要讓中國人團結起來，語言統一是極其必要的；要讓中國人沒有內在的區隔，把本屬士紳階層的書寫能力交還給大眾，也是不可避免的。白話文的推行，漢字的改革，以及標準普通話的成立，全是中國建成民族國家的核心工程。
雖然這樣的敘述太過簡略粗糙，不過我們還是可以了解到現代漢字改造計劃背后的種種張力。它不單單是為了掃盲（其實，即便掃除文盲也是現代民族國家建立過程中的常見步驟），更是為了建立一個新中國，把中國從過去的“天下中心”變成現代民族國家之林的一員。問題是外來的民族主義思潮總是要求我們統一國語，并以語言駕馭文字，仿效西方民族國家在語言上的種種規劃。但這種舉措卻與傳統中國文言分離，以文字形體為思維核心的現實差得太遠。這是現代民族主義不可排解的內在緊張，一方面想要樹立自我，另一方面卻不得不跟隨現成的模式；每一個民族國家都要宣稱自己的獨特，但每一個國家宣稱自己獨特的方法卻是一模一樣的。圍繞漢字漢語的種種爭議正源自這種深層的矛盾：如果它要成為一套現代的民族國家語文，它就必須放棄自己固有的特色；如果它要保持字形構義、言文分離的傳統，就不得不違反現代民族主義的慣見模式。所以語言和文字的問題總會特別敏感地引起中國人的興趣，從媒體上的方言和口音之爭，到漢字該不該回復繁體的論戰，再小的漣漪下面都是洶涌矛盾的暗流。昔日我們以改革漢字為代價，換回民族國家大舞臺的入場券，于是留下了難忘的創口和難解的矛盾，與現代中國建立過程中的各種恥辱一起進入集體記憶。今天我們自覺強盛，自然就有抹除傷口的沖動，以回復漢字原貌為崛起象征。近年有不少學者重提古人的“天下”秩序，覺得它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石的“國際”秩序外的另一選擇。把“天下”的重現和漢字的復原這兩種提法放在一起并觀，實在是件別有興味的事。
（梁文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