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巴東縣女工受辱自衛，關抑郁癥何事
日前，湖北巴東縣女子鄧玉嬌在工作的娛樂城遭遇欺凌。三名當地鎮政府干部先要求她提供“特殊服務”，被拒后又用一沓錢擊打鄧的頭部。不止是言語的羞辱和威脅，鄧玉嬌隨即受到暴力攻擊，被兩次按倒在沙發上。情急羞憤之下，鄧揮刀自衛，殺死一人重傷一人，當晚自首。警方在偵辦時確認了暴力攻擊的事實，并對鄧做了檢查，認為她有抑郁癥傾向，詳情需要等待鑒定。
對于這樁發生在鄂西偏僻小鎮的事件，媒體給予了強調和重視，始終占據著門戶網站新聞頁面的重要位置，跟帖高達十多萬條。輿論立場鮮明，毫不猶豫地支持鄧玉嬌的舉動，對她自衛反擊的情節予以壓倒性的贊賞。一時間，網絡民意風起云涌，痛斥死傷干部是咎由自取，力挺鄧玉嬌無罪，認為抗暴行為不應承擔任何刑責。顯然，輿論的態度與警方辦案的方向有了分歧。
這確實有些令人費解：警方并沒有對鄧玉嬌是否屬于正當防衛作出判斷，卻將著力點放在鄧是否患有抑郁癥上。無論是施暴的一方，還是警方現場調查，都確立了施暴與抗暴的清晰關系，案情簡單，本身并不復雜。有論者認為，鄧針對強奸實施進行了正當防衛，甚至不適用防衛過當。鄧玉嬌行使權利與是否抑郁無關，公正執行刑法中關于正當防衛的構成要件足矣。
面對如此魔幻的情境，輿論不憚以最壞的惡意去揣測：假設鄧玉嬌被鑒定為抑郁癥患者，那對案件的定性或會造成影響，為人為設置某些法律的模糊地帶提供條件，比如可以將她的自衛行為解釋成帶有主觀故意，或發病狀態下的客觀過失，混淆事實與責任的清楚界限。
除了上述評價和推理，還出現了另一種對動機的猜測，針鋒相對也頗具代表性。它認為，警方之所以要鑒定鄧玉嬌的抑郁與否，是因為萬一證明她精神有問題，即使法院最終判定她防衛過當，也可以有憑據為她脫罪。這就屬于警方的未雨綢繆，目的是在官場利益叢生的規則下保護鄧玉嬌，真可謂用心良苦。背景若是這般復雜，警方差不多成了潛伏中的正義。
受辱女工奮起自衛，究竟關抑郁癥何事？輿論百思不得其解，進而設計出各種看似合理的解釋。輿論的這番表現耐人尋味。無論是堅定地支持鄧玉嬌，堅決地貶斥施暴的干部，還是對所謂抑郁癥的說辭尋找各式理據，都體現出一貫的焦慮感：罪與非罪不再那么涇渭分明，乃至于法律本身也不可靠，民眾對司法機構抱有不安的心態，無法遠離它們卻又主動拒斥它們。
抑郁癥本是鄧玉嬌案中的細枝末節，卻被當作焦點放大，直至演繹成現今的情勢，著實叫人莫名其妙。但這也并非全然沒有價值。至少從一致反對的輿論聲浪中，顯現了比“抑郁說”更有依據的社情民意。從跨省追捕的王帥案，到70碼的杭州飆車案，輿論在諸多案例中都凸顯出擬人化的情緒，或憤怒，或失望，或驚恐，或暴烈。既然現實荒誕，輿論也在左沖右突。
鄧玉嬌手刃侵犯她的鄉鎮小吏，過程黑白分明，而欲將她置換成病人的舉動，不管目的何在，都讓人遺憾。因為這樣做等于否認了法律至高無上的裁決地位。輿論洶涌奔騰，人心期望一個懲惡扶善的清平世界。可現實往往如此不堪，輿論所見的是壓抑，所得的是郁悶，長此以往，早有抑郁癥狀。輿論抑郁，若求令現世靜美的良方，則要扣問社會了。問題是，誰會真的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