鬧市飆車案：就事論事也需正視公眾挫折感
年僅20歲的大二學生胡某，駕駛自家的三菱跑車，在晚上8時許的杭州繁華街頭與朋友飆車，將穿越斑馬線回家的25歲青年譚卓當場撞死。都市社會的這起交通事故，原本并不出奇，但事故細節的披露，激發了難以止息的社會討論。當地媒體對此事的報道引來多達數萬條跟帖，事發現場數千人自發舉著蠟燭追悼遇難者。“鬧市飆車案”成為網絡輿論持續激蕩的議題。
這些紛涌而至的議論有兩個焦點。其一，事發時，肇事者與另兩名同伴各自駕駛跑車，在市區繁華道路上飆車。在車禍現場照片中，胡某同伴事發后聞訊而來，勾肩搭背、嬉笑如常。肇事者的“富二代”背景和受害者譚卓“平凡人家上進青年”的形象，極大地刺激了公眾情緒。其二，杭州警方在次日下午通報該事故時稱，初步判斷案發時肇事車輛速度為每小時70公里左右。這一說法與目擊者“受害者被撞飛數米高、20多米遠”的描述反差較大，引發社會輿論對事故處理公正性的質疑。
盡管事發次日肇事者即被刑拘，杭州市長批示要依法嚴處，公安機關表示將依法公正辦理此案，肇事跑車超速程度正在鑒定之中，但網絡輿論回應表現出明顯的受挫感。這種受挫感的源頭，一是富家子弟自我膨脹，制造了為富不仁的公眾印象；二是肇事者事發后并未及時受控，仍在凌晨上網留言，第一時間的超速鑒定明顯不合常理，令公眾質疑公權處理有失公平，有偏袒肇事一方之嫌。
客觀上說，這種網絡輿論的受挫感，并未體現十足的理性精神。正如有論者指出，事故關鍵并不是富家子與老百姓之間的貧富分化與階層對立，而是肇事者與同伴所表現出來的個人素質與生命冷漠。強調肇事者的富人背景，毋寧說是社會心理失衡的一種投射。財富擁有者未能取得社會相應的道德認同，而經濟資本對于公共權力與社會公平的攫奪，加劇了公眾對社會不公的怨恨和恐懼。與其說仇富是對富人擁有的財富敏感，不如說是對財富背后的社會不公感到憤懣。“鬧市飆車案”中對富二代的強調，更是對可能被財富扭曲的權力公正表達隱憂。
“鬧事飆車案”發生之后，杭州城區路段長期存在的夜間飆車現象，得到了不同人群的指認。案發地居民說，夜里經常聽到飆車的聲音，吵得睡不著覺；浙江大學的學生專門致信杭州市長，要求政府杜絕這種鬧市飆車行為；市長的批示則是：“對肇事者要依法嚴處，痛下決心，徹底解決違法超速行駛問題”；體育局長則說，打擊非法飆車和改裝車，無法從源頭上解決這一問題。通過發展賽車運動，將無序的玩車進行有序的管理，是避免賽車無規則泛濫進而危害社會的有效手段。杭州城區的飆車行為，長期存在竟至如此，以譚卓之死觸發民憤，何嘗不是公眾的另一番挫折體驗？
如果看不到鬧市飆車的這種公眾情緒背景，只是強調貌似客觀冷靜的就事論事原則，甚至生硬反擊公眾對此現象的深惡痛絕，輕率拋出“車速70公里每小時”、“飆車只是民間說法”等說辭，則會使某種回避沖突的就事論事原則，演變為權力部門的公信流失與公關危機，錯失以公開公正的執法處理修復公眾挫折感的良好時機。這正是社會事件之小與社會影響之大。其輕重取舍，大小權衡，就是地方政府應該正視思考的公共課題。
案發之后，公眾擔心公安機關能否做到公正執法、不受外界干擾，杭州公安機關已經正面回應這種質疑，歡迎社會各界進行監督。只要有任何徇私枉法的情況，將堅決依法依紀嚴肅查處。就此而言，政府不只有就事論事的執法面孔，還應有因應輿論增進認同的公信需求。類似杭州“鬧市飆車案”，是一種有效的訓練和積極的借鑒，讓地方政府日漸重視事件衍生的公眾情緒，從直面公眾感受開始，完成社會事件的安全處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