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不違規，官員復出擋箭牌
今年的“春晚”小品《不差錢》，捧紅了趙本山的愛徒小沈陽，“不差錢”也成了一流行新詞語。我看“不違規”(或“不違法”)，也快被不斷上演的政商界喜劇性事件捧成流行語了。
“華南虎事件”中，陜西林業廳副廳長朱巨龍、孫承騫二人被免職，但人家被免的只是行政系列的職務，目前二人仍是廳黨組成員，“享受副廳級待遇”這是政界慣例，一點也不違規；是質疑者自己不懂當今政壇規矩罷了。也許有納稅人覺得自己更冤了，朱巨龍們官當得更清閑，一應待遇卻一點不減？但這是平民思維，不信你問掌實權的官員，有幾個愿意退養“二線”？
同理，去年6月，中央紀委、監察部、國家預防腐敗局在全國上下齊心抗震救災的關鍵時刻，通報了山東濱州市工商局在抗震救災期間用公款組織旅游的嚴重違紀行為，山東方面給予該局黨組書記、局長邵立勇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同時免去其黨組書記、局長職務。近日，邵立勇以“威海市工商局黨組副書記、副局長(正處級)”身份露面被報道而引起網民質疑。山東省工商局相關負責人說，“此項任命是經山東省工商局黨組集體慎重研究決定的，并履行了相關的組織程序。對于邵立勇的任命沒有違反相關規定�！�
一個全國矚目、驚動中央的“反面典型”的問責案例尚且如此，還需要列舉個案嗎？其實，何止官場如此，當下社會許多領域都是如此。上月報道說，開封有些市民發現他們的信函被直接“投遞”到了廢品收購站，在記者采訪中，郵政局一名工作人員坦言，按照我國現行的《郵政法》中平常信件“不查詢、不賠償”的規定，包括商業信函在內的平信，發件人沒辦法查詢，即使丟失，郵政局也不會賠償。也就是說，平信丟失“不違規”、不需負法律責任。
這里問題的關鍵是，一方面，當下中國的法律和規定制定得還很不完善(比如官員問責的細則)，甚至不少制度和規定本身很不合理(比如，官員相當于或保留某級別的“括號待遇”)，但是，另一方面，官民的“法制意識”超強，而將道德良知范疇的追問視若虛無。
有人開口就說沒有法律依據(因此不能懲治或處理)，動輒呼吁立什么法。其實，這是不作為(懶得管，沒好處不管乃至包庇)的借口或擋箭牌。法制根本不可能用一一列舉來規制所有的社會生活情境，在社會急劇轉型和技術日新月異的當代尤其如此。剛在報刊文摘上看到一則新聞說，南京“嬰兒游泳館衛生沒人管，監督部門稱暫無相關法律”。什么都要等制定一部法律，真是豈有此理！誠然，中國也可算“大陸法系”國家，法無明令禁止一般就是可做的；但是，我國雖然不像英美法系一般通過判例判案，卻也有根據法律原則和立法精神的類推規則，法規也往往用“其他”情境囊括了難以列舉的內容。
更重要的是，除了法律和各種具體的規定，我們還有政治原則和道德規范。
以道德而言，講良知，講問心無愧、不慚清議，敬畏“頭上三尺有神明”，而不違法不違規只是一個做人的底線。平信不查詢、不賠償，確是國際慣例，它是平信能存在的成本條件；但郵遞員就應該把群眾的平信扔掉嗎？顯然不應該。對于郵局內部的管理靠行政和道德規范，而社會對郵局只能靠道德輿論約束之。
就政治原則而言，“不違規”絕非一個搪塞民意追問的充足理由。我們的領導干部是社會精英，對民眾有領路和導向的道德示范作用；選拔和任用領導干部的原則一向講的是“德才兼備”、優中選優。就像不能說不殺人不放火就是模范公民一樣，一句“(程序上)不違規”豈能打發公眾對復出官員的政治道德質疑？程序上“不違規”，也可能是“官官相護”的集體墮落呀。
政府原則和道德原則有時根本就是一碼事。我們知道，海外許多行政長官的引咎辭職，根本就沒有他們的直接責任，他們負的是政治道德責任。美國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1978年頒布時叫《政府行為道德法》，1989年修訂為《道德改革法》。這也啟發我們，道德與法是可以二位一體的，尤其在嚴格監督公職人員方面。
令人遺憾的是，現在有些地方和部門，不僅以“不違規”之類理由為缺德違紀的干部開脫并謀利益，甚至不惜違規枉法包庇腐敗和犯罪分子。比如，四川宜賓縣國稅局白花分局原局長盧玉敏，這個敗類以6000元價格“買處”，奸淫了一名年僅13歲的初一女生，縣公安局以盧當時確實不知道她是不滿14周歲的幼女為由，只對盧以嫖娼作出行政拘留和罰款的處罰。其實，刑法第三百六十條很明確地規定“嫖宿不滿十四周歲的幼女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如果是施暴或明知不滿14周歲則量刑更重)，對盧某只做治安處罰就是對官員的包庇。
（鄢烈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