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窮不能“窮”領導，再苦只好“苦”老師
廣東省自實行教師績效工資以來，一些地區和學校分配方案出現“偏行政、輕教學”的現象。工作20多年的一線教師待遇，可能還不如20多歲的學校團委書記，教師感嘆，教得再好不如當個領導。（2月22日《人民日報》）
績效工資，聽起來賞心，看起來悅目。所以，績效工資在實施之時，贏得了許多叫好之聲，眾多一線教師欣喜若狂。可是，再多的叫好之聲，也解決不了教師之于權力的不對稱地位：屬于權力的，老師們只有望眼欲穿的份兒；屬于教師的，權力卻可以隨意拿走。“教的再好不如當個好領導”，形象地揭露出了績效工資的實施現狀——只與權力有關，而與績效無關。
筆者所在縣區教育局領導在開會時說了這樣一句話，“我們這個地方實施績效工資，就像猴子撈月亮”。聯系到前些日子，某些省份在實施績效工資時“考核量化師德”的現象，我們必須要多問幾個為什么了：為什么待遇的提高一定要伴有道德的量化？且量化是由領導說了算，仿佛“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一般？真正的績效工資又該以怎樣的績效來考核？什么樣的方式最為公平？財政有困難的地方政府又該如何落實此政策？所有的問題都在倒逼著績效工資的合理性與可行性，更直接點出了教育之于行政的附庸地位——教育行政化、學校官僚化。
有行政和官僚，就難免一顆權力自肥之心；有權力的自肥，就必須有人出讓神圣的權利。任《教師法》在法律上多么莊嚴，任“人類靈魂的工程師”在名譽上多么神圣，一個教育局、一個校長、一個主任就能夠讓這所有的神圣變成“永遠的傳說”。這不是危言聳聽，看看一個周圍的教育之怪現象吧：校長為了完成教育局制定的政績，可以不惜一切地去貫徹應試教育，那些披上奴隸主的惡名也在所不惜。而一旦為教育局長爭了光、添了彩，還當然會讓學校門鞭炮齊鳴、鑼鼓喧天。這樣的語境下，再談見到一點利益，就被領導們層層分刮的現象，又算得了什么？
近日“教育經費要達到GDP4%”的新聞又被炒了出來。其實，之所以出現教育經費只喊不漲的現象，根本的問題還在于時下被權力控制的教育體制。權力要的是政績，教育要的資金，當教育的獎金不能像養雞場那樣產生雞蛋制造GDP時，權力當然不喜歡讓白花花的銀子如流水般淌走。于是，十幾年過去了，4%的標準一直沒有達到，更不用說更高的5%、6%或是達到發達國家水平了。
雖說對于有能力實施績效工資的地區來說，教師們在領導的夾縫中還能分到一塊蛋糕，可這樣的蛋糕作為一種權利來說，未免也太過可憐了吧。這樣的權利很像來自于權力的施舍，而不像真正的賦予與實現。所以績效工資只激勵了領導，對于教師們說，更像“九儒十丐”時代的乞討：權力的大爺大媽們，給點吃的吧……
“再窮也不能窮教育”是個美好的社會愿望，可在權力的控制之下，只能變異成個“再窮不能窮領導”的怪異基因了。
（王傳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