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拆官員被判刑 充其量是“摟草打兔子
安徽阜陽陽潁州區，一個土地開發項目中，開發商與業主無法達成補償協議，雙方僵持了十多年。這場拉鋸戰，因政府公權力的介入而失衡。業主的房屋被違法強拆，一名業主服毒自殺。事后，授權強拆的副區長曹潁章被問責，同時被查出收受了賄賂，今年4月被判刑11年。（2010年6月1日《新京報》）
筆者注意到，就在曹潁章被判刑后，媒體評論“終于看到‘強拆官員’被判刑”。在暴力拆遷事件中，鮮有官員被問罪，此起事件被認為是“開先河”之舉。亦有評論指出，希望此舉能被廣泛“效仿”，終止暴力拆遷的再發生。果真如此嗎？非也，我對此并不感到樂觀。
可以說，曹潁章身陷圇圄，再次驗證了官場上的一條鐵律：一名官員不是因為倒了霉才出事，而是因為出了事才倒霉。有時，他們犯罪不行。也有時，他們不犯罪不行，掌控不了自己的命運。一些貪官栽倒了，往往是因為“紙包不住火”了，實在是捂不住了，或者是由于“拔起蘿卜帶出泥”，曹潁章恐怕就屬于此類。沒有強拆致人死亡事件，恐怕不會牽扯出收受賄賂案；沒有收受賄賂案，即使強拆致人死亡，他也不會獲刑。還是收受賄賂案，斷送了曹潁章的政治前程。
從刑罰上看，法院判定曹潁章因受賄罪判刑10年，濫用職權罪判刑2年，二罪并罰執行有期徒刑11年。顯然，曹潁章領得11年刑罰，受賄罪處罰占據主要部分，是主要原因。若不是強拆前收受阜陽天馬房地產公司經理李朝陽5萬元好處費，并由此牽出收受另一地產商的5萬元賄賂，他此番強拆致人死亡，恐怕最多也就是落個讓群眾心理能平衡一下的黨紀政紀處分，或者頂多是個“帶薪休假”一二年，躲過風聲后便和眾多“引咎辭職”官員一樣，易地繼續做官。因為全國因強拆致人死亡事件不少，而曹潁章是遭受刑罰的第一人。事實上，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愿意站排頭、爭第一的。
從司法實踐看，在官員中違反法律規定的權限和程序，濫用職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并不鮮見，但因濫用職權而獲刑的官員則是較鮮見的。其實，真正保護官員濫用職權免遭刑罰的，就是官員政績共同體。在潁州區領導的職責分工框架中，曹潁章分管城建、市容工作，直接對區長負責，區長對黨委和政府負責。這種官員職責分工制度，促成了一個完整的官員政績共同體。于是，為了領導集體的形象，為了班子的榮譽，也為了各自的利益，大家自然會緊密地捆綁在一起，進而形成共同利益聯盟，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畢竟，班子里有人蹲大獄，不光是一件恥辱的事，更會影響主要領導的政績。
在政績共同體之下，最大的特點就是官官相護，弄虛作假。假如曹潁章僅僅是因為濫用職權罪獲刑，不僅他自己會覺得有些“冤枉”，而且領導也會感到“與心不忍”，下不了手。更何況，強拆也是保證阜陽市雙清路擴建工程迅速展開，為的是工程進度，區里完全可以憑借“集體領導”攬走主要責任，甚至會把曹潁章的錯誤摘得一干二凈，保證他有驚無險，躲過風浪，以維護班子的形象。
還有，與人方便，與己方便。大家都在一個鍋里攪馬勺，政府的工作，班子的事情，個人的丑聞，可謂一提耳朵腮幫子都多嗦，誰不知道誰呀。誠如文強在法庭上的陳述中所說：“既然不讓我活下去，我就豁出去把一切都說白了：我貪的遠不止那些錢。其余的都到哪里去了？我是拿過人家的好處費，但我替那些人辦的事情有些是我自己辦的，有些還要托別人辦。托別人辦事情沒有錢行嗎？那些拿過我的錢的人和送過錢給我的人，如今都在帶領老百姓參觀我貪污的那些證據。”真是應驗了“家家都做酒，不露是好手”。這也使得“給人一條出路，也給自己留后路”，成為一些官員的處世哲學。
那么，曹潁章案件為何能夠突破“常規”，失去“保護”，更沒有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被按下去呢？恐怕關鍵還是強拆致人死亡事件牽出了收受賄賂案，使他濫用職權成為一種赤裸裸的權錢交易腐敗行為，沒法按住了。其實，曹潁章成為“強拆官員”被判刑，充其量也就屬于“摟草打兔子”。當然，收受賄賂案也為相關領導“舍出”曹潁章祭出了冠冕堂皇的理由。
（徐云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