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們的官場生涯
逃回大城市
不過，大學生在基層究竟能改變些什么？也是個很難說清楚的問題。崇左市扶綏縣岜盆鄉黨委副書記、人大主席黃福威就認為， 由于鄉鎮沒有財權、人事權，很多事情根本就沒辦法做，很多人包括基層領導，都不愿意呆在鄉鎮，一有機會就努力往縣城擠。
在黃福威看來，考入公務員系統的大學生會寫材料、懂計算機知識，他們在基層提拔比較快，對于其他基層干部來說，已經不公平了，其實這些大學生對基層的情況根本就不熟悉，做事的還是那幫老人。
除了這些顯而易見的體制問題之外，那些看不見的潛規則或許才是這些年輕人紛紛離開的真正原因。遇事首先想到的不是按程序走，而是托熟人找關系來擺平，中國基層社會的運行邏輯，幾千年來似乎從未根本改變過。即使不是身在官場中的人，也深有體味。
“一些甚至我都不認識的老鄉，跑運輸時車輛超載在田林縣被查扣時，都經常找我幫忙。”田林縣人民醫院的醫生黃超告訴記者，盡管自己不是在交警部門上班，但一般打個電話也可以搞定。
“即使不認識，喝兩次酒，朋友一介紹就都熟悉了，打招呼也都會給面子。”黃超說，小地方就這點好處，遇事習慣找熟人，而且也能解決好。
在這樣的社會生態中，基層政治的運行也就更加無視規則，依賴關系，戰友、老鄉、同學等等什么樣的關系圈子都有。就連結不結婚，都是一門政治學問。尤其是對于一個外來者來說，最好的融入就是聯姻。
“和當地人結婚的好處是，你被認為是扎實基層的表現和決心，組織在提拔時，會優先考慮。”肖桂國說，一旦和當地人結婚，就成了順利融入當地的潤滑劑，別人在介紹你時，也不再直接說你的名字，而是強調“這是誰誰誰的女婿或老公”，畢竟娶的肯定也都是地方權貴的圈子，在提拔等方面有人幫說話，進步就比較快。
當理想遭遇現實的挫敗后，這些年輕人也不得不面對這個年齡階段所要面對的全部問題：買房、結婚、生娃、照顧父母等。于是，不少人選擇了逃離。
賓秋月，2003年畢業后來到玉林北流市大里鎮政府上班，2006年9月離職，目前和老公在南寧做生意。
劉強，2008年湖南師范大學研究生畢業，后來進入河池市委辦，主要給市領導寫材料。2010年12月，辭離官場，來到南寧北部灣銀行上班。
黃延新，2003年畢業后在柳州市基層從政，2006年，辭官做律師。
肖桂國，盡管目前還是在體制內，但轉到了廣西區委黨校任職。
對逃離官場或轉移陣地的人，很多都是涌向了南寧。 “大城市盡管壓力大，多少還是講究游戲規則，機會多一些，選擇的空間也多。”梁婷說，這也是為什么之前因房價等壓力，很多白領直呼“逃離北上廣”，但結果還是“逃回北上廣”。
升遷的通道
對于那些留下來的人來說，努力往上走，當更大的官，也就成了人生可選擇的為數不多的目標，但升官并不是靠一個大學生的身份就管用的。
對鄉鎮而言，你不是這個鄉鎮的人，就屬于外地。而在縣里，同地級市不同縣的，別人也都把你當成外地，甚至在一個縣里的各地鄉鎮官員，也會抱團形成自己的派系。對于這些外來者來說，站隊是很重要的，一定要成為誰的人才行。不過，官場有起落，斗爭有成敗，站隊的風險也不小。站錯一次隊，影響的很可能就會是一生的命運。
還有那些“富二代”、“官二代”們，也會經常出來分食本就不多的升遷機會。“官二代”借助選調生的選拔制度進入官場后，沒在基層呆幾個月就坐“直升飛機”，步步高升，這在官場中為不少人所詬病。
中組部在關于選調生的選拔培養方面，有這樣的表述—“重點培養黨政領導干部后備人選，同時為縣級以上黨政機關培養高素質的工作人員”，這些定調和表述，有時成為提拔“官二代”、“富二代”的依據。
對此，賓秋月說，應該對“官二代”采取異地安插等方式，盡可能避免讓其回到其父輩所能庇護的地盤，比如不能在其家人為官的出生地、成長地任職，盡可能地脫離其家人所能庇護的關系網，應該說，在同一個市都不行，在官場上，同一個市基本都能很好地運作。
在官場里沉浮，女性的命運更顯艱難。 女人從政獲得升遷，總是和情色過多地牽扯在一起，進而成為官場津津樂道的話題。“據我平時接觸了解到的，一些擔任團縣委副書記的年輕女孩，一些靠色相獲得升遷的，她們通常就是縣某個領導的女朋友。”一位深諳官場的官員如此描述，“能把持基層女官員命運的，不只是鄉鎮黨委書記（鄉鎮干部要提拔，需要黨委書記的推薦），因為凡是副科級以上干部，都納入縣委組織部統一管理，所以能掌控這些女干部命運的，還有縣里的主要領導，有的女干部一心想著往上爬，關鍵時刻也因此很能豁出去。”
梁婷等多位受訪者也坦承，基層官場的男女關系確實比較復雜，在這樣的官場氛圍中，即使獲得升遷的人真不是靠出賣色相獲得的，也會被懷疑，甚至謠言鋪天蓋地傳開，因此，對一些女干部而言，獲得升遷也是喜憂參半，喜的是仕途的進步，憂的是官場的議論：她是誰的情人，她和誰有一腿……流言蜚語，不堪其擾。
“我當年一個22歲的小姑娘，性格開朗活躍，加上文化程度相對較高，會打字、會寫發言稿，領導有什么事也喜歡叫上我去做，人家也會懷疑和議論說你是不是在出賣色相。”
梁婷直言，“其實我真沒什么，自己很謹慎地走好每一步，但還是有人會說，在這個官場環境中，不管你有沒有事，一旦進入，基本上也就無法逃離色相與升遷的曖昧揣測。”
這點，肖桂國也有體會。他正忙著主編的那本關于選調生的書，馬上就要出版了，但他擬定的書名《選調生眼中的官場》卻遭到了很多參與者的強烈反對。
開始肖桂國還不明白為什么，后來他才知道，原來他們反感的是“官場”二字，“在今天的社會，這個原本中性的字眼已多少被異化為藏污納垢、色情、權錢交易等不好現象的代名詞了。”肖桂國說， 所以身處官場的他們，不愿去面對“官場”這兩個字的異化內容， 他們擔心參與編寫這本書會對他們的仕途，帶來不利影響。
這個書名提出后，Q群里馬上就有Q友發出措詞強烈的聲明：鑒于書名被改，性質已發生根本的變化，本人決定退出，特此聲明！
這讓肖桂國的出版計劃陷入了困境。“在基層，他們都算得上是高素質的政治精英，但一個書名都能引起這么大的波瀾和爭議，你說到底是他們改變了基層官場，還是這個龐大的官僚系統改變和同化了他們？”肖桂國說，定個書名尚且如此，何談其他什么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