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魯格曼中國之行,說了一些看法,應該引起國人的重視。比如:美國近年奉行的低利率政策以及美國人大把花錢,不是問題的癥結,真正的原因在于人民幣緊盯美元,特別是當大量資本已經流入中國境內,仍然實行這種緊盯政策。比較優勢僅僅決定了一個國家大體出口什么東西,卻并不決定出口的量。美國經濟、歐元區經濟和中國經濟,各有千秋,誰能先走出低谷,不好判斷。
這幾天,最吸引眼球的財經新聞,應該是最新諾貝爾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的中國之行,以及他關于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的演講,并與中國經濟學家們的“激辯”。克魯格曼在國際貿易理論上有開創性研究,筆者最感興趣的也正是他關于中國貿易順差、比較優勢以及中國經濟前景的分析,以及就此話題與中國學者的爭論。
在中國經濟增長的拉動因素中,出口一直占據重要的位置。表現之一,就是年復一年不斷增加的外貿順差。金融危機之后,中國經濟增速漸次放緩,與出口的兩位數下降,有著絕大關系。也算是幸運,我們終于意識到,過大的貿易順差,以及相應的巨額外匯儲備,并非好事。
我們看到,一些專家,把中國巨大的貿易順差和外匯儲備,歸咎于美國過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以及美國人花錢的大手大腳（邊際消費傾向過高）,不儲蓄。而克魯格曼卻認為,美國近年奉行的低利率政策以及美國人大把花錢,不是問題的癥結,真正的原因在于人民幣緊盯美元,特別是當大量資本已經流入中國境內,仍然實行這種緊盯政策。
美國實行寬松貨幣政策,有其內在的原因和依據,并非針對某個國家。至于美國人大手大腳,當然有美國社會保障制度比較完善,大家沒有后顧之憂的原因。除此之外,不能不說,其他國家拼命想把產品送到美國,也是原因之一。一個巴掌拍不響,出了事情,反求諸己,才是該有的態度。
克魯格曼相對溫和,沒有像某些人那樣,高調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他的看法,應該引起國人的重視。如果匯率不是真正市場化的水平,處于均衡的位置,而是扭曲的,就既不利于中國,也不利于世界。因為扭曲的匯率,向自己、向貿易伙伴,傳遞的是錯誤的消費和投資信號。
也許更根本的問題是,如此大的貿易順差是經濟內在的必然,還是有意為之？國內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因為我們在制造業上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所以,出口多,進而順差多是必然的。但是,對比較優勢理論最有發言權的克魯格曼卻反駁說,比較優勢僅僅決定了一個國家大體出口什么東西,卻并不決定出口的量!此話似有醍醐灌頂之感。基于此,克氏委婉地說,一個處于發展中的相對貧困的國家,對世界輸出這么多資源,是“不多見的”。我的理解是,盡管我們生產某些產品具有比較優勢,但如果不賺錢,就沒有必要出口。比較優勢,不是說生產某種東西的直接成本比別人低,而是機會成本比別人低。我們的勞動力和原材料便宜,機會成本也不高,但是,土地以及其他資源（如稀土資源）并不便宜,而環境惡化的代價就更大,綜合計算,我們因為出口而放棄的價值,即機會成本已不再低,與貿易伙伴相比,差距在明顯縮小。而賺錢的含義,是能夠補償所有的機會成本。
所以,除了比較優勢,我們追求大量出口,以及外貿順差,還有更深層的原因:追求GDP規模。凈出口是GDP的一部分。現在出口增速急劇下滑,外部需求惡化,即使我們通過提高出口退稅率等手段,再怎么控制成本、降低價格,外國人還是不買。洋人不是嫌你東西貴,而是他們的資產負債表嚴重不平衡,需要減少消費。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如何增加GDP？很簡單,讓進口增加得更慢,而這正是目前我們所看到的情況。這不能不說是意識問題了。
大家都說要增加內需,這也確是解決外貿順差過大積弊的良藥,克氏也有此意。但是,增加內需非一日之功,而是需要有根本性的調整。首先就要遏制追求經濟規模的沖動。有人很喜歡說中國GDP已經世界第三,要不了多少年,就是第一。GDP統計中的水分,就是一些地方攀比的結果。這種情結,沒有因為金融危機而消失,反而越加強化了。實際上,第一季度經濟數據好于全國平均水平的地方,都有些“沾沾自喜”。說得通俗點,無論是供給國內,還是全世界,我們的生產早就不是問題了,問題是如何讓老百姓有錢買。
當前世界最關心的話題,是中國經濟能否率先走出困境？與一邊倒的意見不同,克氏似乎有些“看空”。他認為,美國經濟、歐元區經濟和中國經濟,各有千秋,誰能先走出低谷,不好判斷。這話的背后的意思,明眼人一下子就可體會出。確實,如果不改變國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永久性收入,不給予民營企業平等的待遇,不消除就業中的制度性歧視,只靠“短期性的刺激”（克魯格曼語）我們哪里能高枕無憂。有意思的是,在克氏說這些話的同時,有“投資大師”之稱的索羅斯周一卻表示,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下滑趨勢正在緩解,他預言,亞洲將最早從危機中走出來,而中國更有望取代美國成為世界經濟的引擎。
克魯格曼講話一向不怎么中聽,不管是小布什,還是奧巴馬,他概不奉迎。經濟形勢如此嚴峻,至少我更愿意相信克魯格曼的話,而不是索羅斯。我們需要克魯格曼式的冷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