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南方日報 《工資條例》出臺時間再次被押后，至少在今年年內基本“難產”。這一條例醞釀三年的背后，是勞資雙方的激烈博弈。爭議的焦點集中在：最低工資及工資正常增長機制的規定、“同工同酬”的規定。據介紹，在《工資條例》的草案中的上述條款，遭到來自全國工商聯、國企和其他相關部門的反對。

　　醞釀中的《工資條例》將是一個地位僅次于法律的國務院行政法規，明顯高于一般部門文件，具有更強的規范和約束力，對象包括除公務員等特殊群體之外的所有企業，而不分央企、民企，旨在重點解決一線職工工資偏低、工資增長緩慢、底層工人欠薪等問題，同時建立工資正常增長機制、工資協商機制等。

　　昨日，記者就此采訪了廣州市的部分企業。其中，中小企業對最低工資增長表現出壓力，部分企業主表示，在現有的稅費和原材料等成本的壓力下，最低工資再漲30%，企業將“頂不住”，不過，大部分企業主并非一味反對漲工資，“如果稅費減少，這部分成本完全可以拿來填補工人工資的成本，工人工資增長了，企業能留住人，也對發展有利。”對于《工資條例》的“難產”，部分勞動者并不關心，他們只關心“漲薪到底誰說了算？”

　　焦點1

　　國企：勞務派遣難獲“同工同酬”

　　由于現在勞務派遣職工的工資沒有納入國有企業職工工資總額，沒有納入工資成本，只是作為勞務費，對已有的國有企業老板、老職工的利益不受影響。《工資條例》關于同工同酬的規定，對于央企來說，意味著用工成本的大幅增加，而這也成為央企反對的焦點。

　　《勞動合同法》明確規定：“勞務派遣一般在臨時性、輔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崗位上實施”。然而，不少企業在追求利潤的驅動下，違反此規定，隨意擴大使用勞務工的范圍和要求。

　　記者從廣州市總工會了解到，目前，部分企業的勞務工已達職工比例的50%，有的企業僅勞務工就達數千人。同時，勞務派遣缺乏必要的社會監管、勞務工的權益受損、無法加入工會等問題比較突出。廣州市中級法院資料顯示，2009年全市法院受理的各類勞動爭議案件中，因勞務派遣而引發的糾紛占相當大的比重，個別法院受理的這類案件甚至占到勞動糾紛總數的三成。

　　同工不同酬，是勞務派遣工各種爭議的焦點問題。為維護勞務派遣工的權益，市總工會提出，今年底，勞務派遣企業建會率需達到65%以上，勞務派遣工入會率要達到80%以上。讓更多的勞務派遣工加入工會組織，最大的目的就是在勞資談判中，為勞務派遣工爭取更多的話語權。

　　然而，國資委和國有大型企業主要是對勞務派遣問題比較敏感。由于現在勞務派遣職工的工資沒有納入國有企業職工工資總額，沒有納入工資成本，只是作為勞務費，對已有的國有企業老板、老職工的利益不受影響。對于勞務派遣工人工資如何規定，如何確保實現同工同酬，成為《工資條例》中又一個比較難以處理的問題。一份由全國總工會完成的“國內勞務派遣調研報告”稱，全國勞務派遣人員總數已經達到6000多萬，這比此前人社部公布的2700萬多出逾一倍，主要集中在公有制企業和機關事業單位，部分央企甚至有超過2/3的員工都屬于勞務派遣。在央企，千萬勞務派遣大軍與央企正規軍之間，收入差距甚大。《工資條例》關于同工同酬的規定，對于央企來說，意味著用工成本的大幅增加，而這也成為央企反對的焦點。

　　焦點2

　　私企：中小企業受困“最低工資”

　　根據廣州中小企業簡報顯示，原材料價格不斷攀升，使得廣州中小企業生產成本不斷增加，資金鏈不斷趨緊。尤其今年日本強震為廣州市制造業的中小企業帶來很大的沖擊，訂單顯著下降。

　　與“同工同酬相比”，中小企業更加關心“最低工資”的規定。職工最低工資問題的分歧主要是對調整工資比例、是否每年調整。由于涉及提高工資，國資委、企業聯合會、全國工商聯都有不同意見，認為如果增加工資比例高、每年調整的話，就增加了企業負擔。

　　從廣州市的情況來看，截止2010年11月，全市規模以上中小工業企業累計完成工業產值7780.15億元，比上年增長20.9%，占全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總產值的58%。中小企業總產值占全市接近六成，他們的生存情況到底如何？廣州市中小企業局主辦的中小企業簡報顯示，制造業企業的原材料成本大幅上升，尤其是石油價格上漲帶動塑料、PV、燃料等價格上漲，人力資源成本也隨著國家《勞動法》的實施以及珠三角對最低工資的調整，進一步提高了企業投入資源成本。該簡報提出，成本上升對制造業企業影響最大，相當部分制造業企業均較早接受訂單，在銷售價格不變、無法將成本轉嫁至銷售渠道的情況下，成本的上升進一步壓縮了利潤空間。

　　如果單單看標準，目前廣州市是全國最高的。今年3月1日起，廣州的最低工資標準調整到了1300元/月。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認為，1300元/月的標準已綜合考慮了避免一次調整到位對企業穩定發展造成影響的因素，也征求了部分企業和行業協會的意見。從全市勞動力市場薪酬情況來看，絕大多數企業招聘的最低薪酬都在這一水平之上，因此，廣州市目前130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對絕大多數企業的生產經營不會造成影響。

　　企業：“工資肯定要漲 稅費負擔能否下降？”

　　“最低工資再漲30%，我的企業就要頂不住了”，一家做精密零件加工的中小企業老板告訴記者，他的企業并非勞動密集型，而是屬于技術密集型企業，工人的工資遠遠高于廣州市目前規定的1300元/月的最低工資標準，但是“為工人繳納社保金是按照最低工資標準給的”，目前，他按照規定為工廠每個工人購買了5種社保，每個工人每月的社保金是798元，其中，個人負擔190元左右，企業負擔600多元。“在我的企業支出中，勞動力成本占了40%左右”，他明確表示，最低工資再上漲30%，他的利潤基本被壓到極限，“工廠分分鐘都面臨虧損”。

　　該企業主算了一本賬，在企業的日常開支中，勞動力成本占了40%，原材料成本30%，各種稅費成本占了30%，“如果稅費能下降，這部分成本下壓之后，完全能用來填補工人工資上漲的成本”，他說，“我們也想漲工資，前提是企業負擔得起.。”工資高了，工人才愿意留下來，特別是一些熟練工和技術工，對于企業日后的發展非常重要，這類工人流失的話，是很大的損失。

　　勞動者：

　　“漲工資到底誰說了算？”

　　來自湖北的陳先生在廣州某工廠做車工6年，今年，他選擇回老家，開了一家雜貨店，“廣州的生活開支很大，我發現，回老家開店每個月存下來的錢，跟在廣州打工差不了多少。”他說老板對他走人很是不舍，“那也沒辦法，他開不出更高的工資，家人也希望我不要再出門奔波了”。

　　從普工到技工，從初來乍到變成“南漂”老手，陳先生的工資在6年間翻了4倍。“一開始去勞動力市場，企業只肯給最低工資招我，誰叫我沒技能也沒經驗呢？”他說，隨著自己的底氣越來越足，他在跳槽的過程中有了選擇企業的資本，“1300元是廣州的最低工資，我不可能拿這個數的，大多數企業開出這個工資也招不到人。”他說，廣州調整最低工資，他也會關注一下，不過跟他本人的關系并不算很大，他更關心的是自己所在的企業是不是漲工資了。“我不清楚漲工資到底誰說了算”，當記者告訴他，《工資條例》的草案有規定工資逐年上漲的條款時，他說自己沒有了解過。

　　政協委員：“勞動密集型企業對工資更敏感”

　　政協委員吳名高表示，在目前資方強勢的情況下，《工資條例》無疑將為勞動者的權益帶來更多一層的保護，就目前爭議的焦點膠著于：最低工資標準、工資增長機制、同工同酬，這三點都是歷來的老大難問題。“工資增長歸根到底還是要按市場經濟的規律辦事，勞動密集型企業對工資所產生的勞動力成本更加敏感”。

　　“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主要利潤來源就是勞動力成本低廉，工資開得越低越好，只要不違反最低工資標準的規定，直到招不到工人，才會不得已將工資提高那么一點點。”吳名高說，這種類型的企業，必須有做好應對《工資條例》出臺的準備，雖然企業不可能脫離自己的能力開工資，但是通過壓榨勞動力成本換取利潤的時代早就過去，“企業進行自主創新和轉型，廣州市早就一直在提，如果還是充耳不聞，那就只能面臨倒閉的風險”。

　　記者 許蕾 實習生 梁家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