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結束后，在其成果清單中最為引人關注的是，中國政府承諾穩步提高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增加上繳利潤的中央國企和省級國企的數量。

　　接近財政部人士對本報表示，上調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或將在明年推動，上調幅度仍在5%左右，“不會一下子到30%或者50%的。”該人士表示。

　　近日，國資委相關司局正在做關于《中央企業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管理研究》的課題，該課題提出國資部門應將國資經營預算管理權拿到手中，國資預算應由央企監管部門國資委獨立編制。

　　上述接近財政部人士認為，國資委應加快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使國有企業最終改革成公眾公司，屆時不用研究分紅比例，政府只需按照股權比例分紅即可。

　　年內暫不調高

　　提高央企上繳紅利比例并不在今年工作目標中，這可以說是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一個結果。

　　2011年中國上調了央企上繳紅利比例，平均提高了5%。2012年的工作目標中，只有國資預算擴圍，但沒有提高紅利。“我們認為這也合乎經濟學原理和游戲規則。作為出資人政府本應按照出資額收取投資回報，如果不收或者少收，相當于對企業的補貼。”上述接近財政部人士表示。

　　據悉，目前國有企業走出去過程中受到的阻力頗為嚴酷，其原因之一是很多國家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不向全民繳納紅利或者繳納極少，使得中國的國有企業似乎是以舉國之力在與其他國家的市場化的企業競爭，這被認為極不公平。

　　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國有資產研究室主任文宗瑜解釋，目前央企上繳的紅利已經不用于對企業直接補貼了，主要用于國有資本注資、央企重組成本的支付以及國企在重大災害中的救災支出。

　　上述接近財政部人士解釋，建立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取紅利，并且規定紅利比例，這些都是表象，實質是為了推進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國企改革的最終目標就是讓國企變成公眾公司，政府按照所占股份比例分紅即可。那時根本不用制定上繳紅利比例，政府分到的紅利直接進入政府預算。

　　接近財政部人士對本報表示，上調國有企業紅利上繳比例或將在明年推動，上調幅度仍在5%左右，“不會一下子到30%，50%的。”該人士解釋，在目前中國的國有企業改革還沒有完成的情況下，如果大幅提高紅利收取比例意味著效率的下降，因為這些錢幾乎大部分都返回企業用于央企進一步發展。如果留在企業創造的經濟要比收上來更有效率。

　　中國進一步承諾“增加上繳利潤的中央國企和省級國企的數量”。這一承諾符合中國正在進行的國資預算擴圍工作。

　　目前國資委監管118家中央管理企業，而在中央部委下面有著6000家左右的部屬央企。財政部從2010年開始著手將這些部屬央企納入國資預算范圍，并收取紅利。截至今年年初，已有11部門的1931家部屬央企納入國資預算范圍，繳納紅利。

　　財政部相關官員曾對本報表示國資擴圍是近年的主要工作目標，爭取將所有國企納入國資預算范圍，這不僅包括部屬央企，還有地方各級國企。

　　目前中央管理企業、部分中央部屬企業和省級國有企業已納入國資預算，每年兩會期間與公共預算一起報全國人大審批。省級以下政府部門還有數量龐大的國有企業，目前財政部正研究將省以下國企也納入國資預算范疇。

　　不過上述接近財政部人士表示，今年的擴圍談判還未開始，現在擴圍難度變得越來越大，一些部委下屬企業眾多，關系錯綜復雜，部委自己都不清楚。而且趕上事業單位改革，很多企業都是部委下屬事業單位的企業，事業單位人事、機構的變化使得摸清部屬央企底細難度加大，納入預算則更無從說起。

　　去年有望進入預算范圍的水利部就因其下屬企業多而復雜暫被擱置。

　　爭奪國資預算權

　　財政部不是唯一對國資經營預算管理權發出聲音的中央部門。

　　國資委也于近期提出國資部門應將國資經營預算管理權拿到手中，國資預算應由央企監管部門國資委獨立編制。“這種模式就是說國資委擁有獨立賬戶進行預算收支，享有完全的國資預算編制權，并直接向同級人大報告。”一位國資委官員說。

　　文宗瑜表示，這一提議并不符合中國目前進行的預算改革、國庫集中支付改革方向，更不符合國務院關于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辦法，即所有政府收支預算編制統一由財政部代表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匯報。

　　“三定方案就沒有給國資委預算編制和向人大直接匯報的職能。”文宗瑜說。

　　他表示，目前中國正在對政府所有收入進行清理歸并，所有政府收入必須進入國庫，央企紅利也一樣，怎么可能放在國資部門賬戶上進行收支，這是改革的倒退，并且沒有法理依據。

　　此外，上述國資委人士還透露，目前也在對央企紅利收取比例進行研究，“目前試行的政策主要缺點是收取比例缺乏靈活性，現定的都是固定比例，沒有辦法反映出不同的企業在投資機會和發展前景上的差別，因為未來可能將比例設定為由固定部分和浮動部分共同組成，浮動部分的權重應該考慮到行業特點，例如周期性行業的收益變動性大，可變部分就應該越高 ”。

　　上述接近財政部人士表示，財政部曾做過相關課題，提出這種浮動比例的可能，但因浮動比例需要政府與企業一對一談，增加了行政成本，也給權力尋租留下空間，最終財政部采取固定比例。文宗瑜認為，固定比例公開透明，政策剛性強，有利于實施和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