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敢說”更重要的是“說了沒白說”
在兩會現(xiàn)場的央視主播張泉靈認為，本次兩會的一個亮點就是“敢說”。她舉例說，高校改革中“去行政化”的問題，在兩會上能聽到不同的意見。人大校長紀寶成就說在整個社會官本位的情況下，去掉大學校長的行政級別，是對從事教育的人的一種貶低。說這樣的話，其實他是要擔一定風險的，有可能是得罪人的，但是他說的是實話，而且在未來的改革中是有實際作用的。（3月9日人民網(wǎng)）
瀏覽兩會新聞，像人大校長紀寶成這樣“敢說”的代表委員還真的是越來越多了。比如葛劍雄的“不審不公布，官員財產(chǎn)申報是廢紙”，蔣洪的“財產(chǎn)申報和公示當從高層領(lǐng)導干部做起”，李金華的“壟斷國企錢太多領(lǐng)導權(quán)力過大”，張維慶的“官員講真話越來越難”等，說的都是真話、實話，切中時弊，成為本次兩會一道亮麗風景線。
與此形成對照的是，也有一些“敢說”讓人大跌眼鏡。從嚴琦委員建議取締社會網(wǎng)吧由政府公辦，到張曉梅委員認為女性家務勞動也應付酬，從河南省政協(xié)主席王全書的將“掃黃”改為“掃穢”或“掃色”，到人民出版社社長黃書元建議將中國的省份增加到五六十個，從醫(yī)藥公司老總拋出的醫(yī)改“荒唐”論，到體育總局副局長的“先謝國家再謝爹媽”……這些“提案”“建議”盡管屬于“特別敢說”之列，但卻遭到了很多人的強烈反對，“雷”來了一片口水。
由是觀之，“敢說”并不是信口開河，追求一時的眼球效應，也不是無視常識和國情，恣意表達個人情緒或發(fā)一通牢騷，而是要在充分調(diào)查研究的基礎(chǔ)上，挖掘和發(fā)現(xiàn)問題，對現(xiàn)實矛盾提出質(zhì)疑，認真、負責地提出理性而有建設性的方案和解決辦法。于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而言，要開得成功、開出成效，須全體代表和委員各抒己見、各獻智慧，“敢說”刺中要害部位的話，“敢說”跟民生有關(guān)的話，“敢說”可能會影響全局的話。
在我看來，“敢說”的代表委員增多，不僅表明兩會在公開、透明、民主方面的進步，更是我國政治文明進步的標志。但“敢說”顯然不應是“兩會”的全部精彩所在，比“敢說”更重要的，還在于“說了”之后沒有“白說”，也不會“白說”。那些源于生活、反映實情的建議、建言，通過“敢說”之后，才會引起有關(guān)部門的重視，才會成為決策的重要參考依據(jù)，為民眾帶來福祉。相反，無病呻吟，即便披上“敢說”、“炮轟”的馬甲，也難脫“作秀”的嫌疑，成為“空炮”。
（高福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