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沒有比工資更重要的問題了
不久前，胡錦濤總書記在全國勞動模范和先進工作者表彰大會上指出，“不斷增加勞動者特別是一線勞動者勞動報酬”，“讓廣大勞動群眾實現體面勞動”。總書記的話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廣大勞動群眾更是熱切期盼。
無庸置疑，我國普通勞動者勞動報酬偏低，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我國普通勞動者報酬占GDP的比重22年間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而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一是資本報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個百分點；二是政府收入比重持續增加，1999年全國財政收入剛突破1萬億元，占GDP的比重僅為13%，但到10年后的2009年，全國財政收入己接近7萬億元，增長了6倍，占GDP的比重也已超過20%。在GDP這個“大蛋糕”確定不變的情況下，資本、政府拿走得太多，勢必意味著勞動者所能拿到、分享的將更少、更微薄。普通勞動者參與分配的地位正在日趨邊緣化，變得愈來愈無足輕重、不值錢。全國總工會近期一項調查顯示，23.4%的職工5年未增加工資；75.2%的職工認為當前社會收入不公平，61%的職工認為普通勞動者收入偏低是最大的不公平。日前被調查職工月均工資2152元，其中低于此標準的占67.2%；低于標準50%、每月只拿1000元左右的占17.3%；低于最低工資標準、每月只拿幾百元的占4.8%。低收入的主要集中在一線和農民工群體。目前，我國城鄉居民之間收入差距在3.3倍左右，行業間差距最高達到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戶與10%最低收入戶人均差距20多倍，少數金融國企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會平均工資的100多倍。據統計，2005年電力、電信、石油、金融、保險、水電氣供應、煙草等行業共有職工833萬人，不到全國職工人數的8%，但工資和工資外收入總額卻相當于當年全國職工工資總額的55%。一個平均工資概念，給廣大普通勞動者吃了個“畫餅”。
亞當•斯密《國富論》中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一個勞動者的工資，要用來養家糊口，廣大普通勞動者拿著低微的工資，我們千萬不要低估了民生之艱辛。且不說勞動群眾的體面勞動應首先體面在工資上，其實在一定程度上，工資水平直接關系到普通勞動者的生存狀況，關乎到他們的生活尊嚴。我國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稅收和財政雙增長，卻未曾有效發揮“二次分配”的平衡作用，社會公共性支出偏重建設投入，忽略勞動群眾生活減負。今天城市越來越漂亮，老百姓的日子未必越來越體面。面對物價飛漲，老百姓的荷包難免底氣不足；上學難、買房難、看病難的“新三座大山”壓得老百姓難以喘氣，廣大普通勞動者的生活水平下降了。現在，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貧富差距最懸殊的國家之一，我國基尼系數自1984年突破國際警戒線達到0.434后，收入分配差距仍有擴大之勢。這是一個多么危險的信號，我們為此已經并將繼續發生一系列社會問題，嚴重影響著社會的穩定和諧。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努力使全體公民“勞有所得”、“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鄉居民收入”的任務。國家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提出，要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要搞好二次分配，將更多的國家稅收轉移支付給普通勞動者。但假如我們對工資增長不做出制度性安排，不建立起全體勞動者收入隨GDP增加、物價上漲等而增長的正常機制，包括工資集體協商制度、實現同工同酬制度等，不從制度性解決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我們依然是只說不做，或者是說的多做的少，實現普通勞動者增加收入，則極有可能仍然是無法企及的“美好理想”而己。日本在上個世紀60年代曾制定國民收入10年倍增計劃，由政府采取強制措施，制定政策提高農民和勞動者的收入。此舉成為當時資本主義社會的空前舉措，其理由是生產出來的商品，只有被消費，才能實現其商品的職能，才能不滯銷，才能繼續生產而實現經濟增長。上世紀初，美國汽車大王福特對工資問題有一段經典的論述：“再沒有比工資更重要的問題了，因為這個國家的大多數人都是靠工資生活的，他們生活水平的提高決定著這個國家的繁榮。”當時，美國福特公司以每天5美元的日薪招聘工人，成為當時轟動美國的大事，因為那時美國工人的平均日薪也就2美元。不少人認為福特會因過高工資的拖累而倒閉破產，而福特卻蒸蒸日上。福特“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經濟目光，高工資成了他事業騰飛的“助力火箭”，讓他成為享譽全球的汽車大王。原因很筒單，高工資極大調動了工人的積極性，使他們安心工作，由此多創造的效益比福特付給他們的高工資多得多。日本的空前舉措，尚是上世紀60年代的行動；汽車大王福特的理念和做法，尚是100年前的舉動。這些值得我們思考借鑒。
（邵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