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秀已進入“垃圾時間”
19歲的少女小曼這幾天“脫穎而出”，可惜不是她心馳神往的通過選秀一舉成名，而是她在某衛視節目中的公開表示——因為參加選秀想請伴舞和租道具來包裝自己，希望家里能拿出10萬元做支持。“絕食、哭鬧等能用的手段都用過了，但他們就是不同意。”小曼說目前母親被氣病在家，但她還是希望能獲得支持。（《北京晨報》7月26日）
當用“哭鬧、絕食”等手段逼迫父母為自己參加選秀提供物質支持時，有人發問：選秀少女“小曼”中了誰的毒？與此不同，發生在2000年悉尼奧運雙人跳水冠軍桑雪身上的“選秀救母”一事，同樣引發了輿論的關注。二者結合起來，如果放棄個體的因素，我們將讀到什么呢？
無論是選秀少女“小曼”，還是奧運冠軍桑雪的“選秀救母”，在筆者看來，都是選秀進入“垃圾時間”的隱喻。選秀，最初詞義是為皇上選秀女，當其與“Show”的舶來意義融合之后，就變成了大眾傳媒上甚囂塵上的熱門詞語。選秀節目以打造平民偶像的口號，吸引了一大批不同年齡層的擁有成名夢想的人，也將數以千萬計的觀眾鎖定在電視機前，制造了一場紅遍大江南北的娛樂盛宴。這是審視選秀少女“小曼”與奧運冠軍桑雪“選秀救母”的大背景。原本普通的選手通過電視熒屏上個人才藝的展現、成長經歷的回放、刻意煽情場面的安排，吁求起觀眾的支持需要。而在這個過程中，原本作為發泄渠道、釋放壓抑的娛樂變成了另一種形式的強制，歸根結底是滿足了資本和利益的需要。
對選秀少女“小曼”與奧運冠軍桑雪“選秀救母”的深度觀察可知，選秀已經不是一個大眾娛樂或者娛樂大眾的問題，而是成了一種強制需要，成了一種表演，所謂的草根、平民，在這里都成了空洞的符號，了無意義。概括地說，選秀節目的娛樂功能已經被遮蔽，營銷的功能被過分凸顯，成了資本運作中衍生的休閑工業的一種變體。選秀少女“小曼”與奧運冠軍桑雪“選秀救母”充其量具有符號的意義。
換一個角度來說，選秀作為一檔時尚節目，如果不走深度路線它必然會被新的時尚節目所取代，但是，從本質上說，選秀的本質決定了它無法走上深度，也正因為如此，濫情主義成為唯一選擇。不過由此卻是審美疲勞的顯現。也正因為如此，選秀少女“小曼”與奧運冠軍桑雪“選秀救母”進入了輿論視線，成為選秀進入“垃圾時間”的明證。
流行文化，一旦真正流行起來，它就是貨真價實的商品，對于選秀來說，同樣如此。電視提供的無非是吸引市場和資本的傳播平臺，當選秀真正成為一種商品，可以被注冊、被冠名后，市場的力量已經被放大，成了發財工具、撈錢機器，無論哪種選秀節目都隱藏著赤裸裸的利益動機，不管你注意到沒有，哪怕你是有意忽視，這也是不可避免的。選秀少女“小曼”與奧運冠軍桑雪“選秀救母”看似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出現，實則是選秀節目的一個“撈錢工具”罷了，只是他們并不自知罷了，或者說是“各取所需”而已。
學者波茲曼對商業背景下文化的發展充滿了憂慮，“奧威爾害怕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受制文化，赫胥黎擔心的是我們的文化成為充滿感官刺激、欲望和無規則游戲的庸俗文化。”“商業化將文化的情感升華，道義和道德的教化功能大大壓制，而將官能娛樂的功能大大強化”。如此一來，在這場既無多少精神內涵又幾乎喪失了觀賞價值的秀場投機行為中，我們看到的不僅是唯利是圖，更是還未壯大便要消失的選秀“垃圾時間”。
“垃圾時間”隱喻下的選秀并不僅僅與選秀少女“小曼”與奧運冠軍桑雪“選秀救母”有關，而是整個社會投機主義泛濫的一個折射。
（朱四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