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對于重點高中來說，衡量升學率的標準，不再只有上一本線的人數和被北大、清華等國內名校錄取的人數。
近年來，中美項目、中英項目、國際文憑項目等“出國班”的開設，在一、二線城市的重點高中和外國語學校蔚然成風。盡管開辦國際班的初衷，是為了不讓高考學生和出國學生“撞車”，同時向出國的學生提供相匹配的教育經歷。然而，隨著這股“國際風”的愈刮愈烈，它不可避免地沖擊著現行高中教育。
高中出國班也“掐尖”
北京的國際班大規模興起始于3年前。2009~2010年，北京市教委批準了北大附中、人大附中、北師大實驗中學、十一學校的國際班項目，開始針對目標不同的學生進行分班教學。到2011年，北京市已有十幾所高中開設國際班，并納入中考招生計劃。這些國際班學費不菲，每年要6萬~10萬元。
盡管如此，不少學生和家長還是趨之若鶩，理由相當簡單： 就讀國際班的學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外地來京學生，或者父母是“北漂”、自己從小在北京長大但沒有北京戶口的孩子。由于非北京戶籍的學生不能在京參加高考，因此，讀名校國際班，享受北京的教育資源，再到國外大學讀書，成為許多家長的選擇。
7月，河南學生梁英與媽媽一起來到北京，參加了人大附中國際班的筆試和面試，并如愿以償地簽約。在此之前，她還參加了另外兩所高中的國際班考試，并遭遇“逼簽”，最終她決定放棄那兩所學校。她與家人了解到，今年畢業的人大附中國際班學生中，60%能進入美國前50名的大學，100%能進入排名前100名的大學。
實際上，隨著開設國際班的學校越來越多，各校也開始了生源競爭。他們都會單獨組織筆試和面試，有的學校在中考成績出來之前，就要求與學生提前簽約，“預訂”優質生源。在南京外國語學校，想報考國際班的學生必須參加5月組織的英語加試，包括筆試和面試。每到各家高中國際部班扎推“自主招生”時，儼然又是一場“中考”。
在有些地方的評價體系中，海外名校錄取權重大于國內名校
高考結束后，在各個學校的高考“喜報”和“光榮榜”中，海外知名高校的錄取情況占據了越來越重要的份額。
上海向來是赴美留學氣氛最為濃厚的區域，早在今年4月，華東師大二附中就將一則標題為《我校2012屆近三分之二同學提前鎖定國內外一流名校》的消息掛在了學校主頁上。在該校的400名2012屆畢業生中，真正參加高考的僅有130余人。6月，同為上海傳統“四大名校”之一的復旦附中拿到國外大學錄取通知書的已有103人，最終參加高考的只有135人。據上海媒體報道，上外附中今年的“裸考生”更少，總共只有10余人，占人數的4.56%，有80多名學生拿到了國外大學的錄取通知書。
除了北京、上海、廣州等一線城市，二線城市的知名外國語學校也是出國留學的“重鎮”。據各學校公布的數據，2012年，重慶外國語學校普通班本部75人、分校21人被國外大學錄取，國際班有96%的學生進入全球前200強大學，56%的學生進入美國前58強大學;廈門外國語學校有81名學生直接考取國外大學，其中超過一半學生考取美國前30名或世界百強大學;鄭州外國語學校有49名學生被美國耶魯大學、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國外名牌大學錄取。
這份“成績”也被一些教育部門認可，在評價體系中所占的權重甚至超過國內名校。4月10日，廣州市教育局下發的《2012屆廣州市普通高中畢業班工作評價試行標準》中規定，高三學生考取指定的300所境外知名高校，學校在評估時可獲1.2分的加分，而高考中每產生1名尖子生(高考分約在650分以上)只加0.1分。
了解知識的體系，而不是統一的標準答案
與普通班的課程設置和培養方向不同，國際班往往更重視英語教學和綜合素質的培養，授課方式靈活。學生不參加高考，只需通過會考，就可以拿到學校的畢業證書。
李文就讀于北京八中的國際班。高一時，她們的課程與普通班一樣，高二分班后開始學習AP課程。在國際班，她“享受”著與“高考班”同學完全不一樣的待遇：每天只上兩個小時的基礎課，體育課則是必修課;擁有更多的社會實踐機會，比如去養老院、孤兒院、植樹;還有烹飪課，請廚師來教他們做飯。為了與美國高校接軌，學校還會為學生“補習”通識教育的內容，包括世界人文、歷史、藝術等，還會在寒暑假組織游學活動，費用當然也不菲。
“在國際班，我學習了解知識的體系，而不是統一的標準答案。”在剛畢業于十一學校國際部的宗一鳴眼中，國際班的上課方式和中國的課程體系不大一樣。國際班沒有主課、副課之分，學生可以自由地選修課程，上課的人數往往在15個人以下，有很好的討論氛圍。
宗一鳴還是學校“大使社團”的成員。美國大學校長團進校園時，他參與了全程的接待和介紹。像這樣的學生社團，整個學校有100多個，國際部就有48個，橄欖球、網球、棒球等俱樂部也被外教引入學校。
孔德澤是宗一鳴的同學，10月，從小就對自然科學感興趣的她將去劍橋大學讀生物自然科學。“國內傳統的教學方法總是在做題，在算，學的很文科。國際班的理科教育更注重理解，提倡自主學習，每堂課之前都會發資料，要先預習，提出問題。”
變化的不僅僅是學生，還有老師。十一學校國際部副主任唐學文曾是本部高三的英語教師，剛開始在國際部講課時，他感到壓力不小。不再有固定的教案和標準答案，如何在課堂上活躍氣氛、把學生吸引住，如何針對不同學生的個性進行培養，如何讓學生帶著高興的心情去學習?他不斷與外教交流，調整教學模式，更新教學方法。
“要培養有國際視野的學生，老師卻沒有國際視野，是萬萬不能的。”學校還讓教師在海外參加學科培訓，或者把國外的老師請過來與中國教師切磋，組織論壇，進行中外課程比較，提高教師對國際事務的認知和關注度。
從2005年開始主管國際部的十一學校副校長、英語特級教師吳鳳琴說：“做國際教育以后老師和學生的變化，三天三夜也說不完。”最明顯的是，她自己在講話時習慣了脫稿即興發揮，還養成了早上起來讀書的習慣。
國內高中不缺生源，難有改革動力
在吳鳳琴看來，國際部的培養目標已不單純是把學生送到國外去，它所倡導的教育方式開始與學校的培養目標和課程結合在一起，甚至影響到了本部的教學，國際部的許多教師也面向本部學生開放了選修課程。
上瀕教育執行董事何雨鴻經常與一些中學教師和負責人溝通。她發現，在“國際化”的影響下，部分老師已經開始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圍內，努力改變教學方法，讓孩子得到更全面的發展。“有些老師認識到了教育會給孩子帶來的一生的影響。有的學校自身也在思考這些問題，在想辦法改變，但僅限于一部分學校和教師，不是全部。”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承認，隨著新的育人理念和師資的引進，國際班的教育方法肯定會逐漸進步，課程設置會向現代化方向發展，在培養學生的獨立意識上也會有所作為。
但他認為，從現實效果看，“國際化”對我國基礎教育的促進效果還沒有顯著地體現出來，原因在于高中，特別是公辦高中還沒有感受到實質的壓力，優質的高中仍然不缺生源，即便生源減少，也不會有倒閉的危險。
“只有高考制度改革了，目前的教學體系才會有本質上的變化。”熊丙奇認為，目前的高考體系還沒有根本性的改革，依然是“唯分數論”，因此，盡管高中教育受了“刺痛”，但國內高中依然沒有足夠的改革壓力。
綜上所述，“洋高考”帶來的壓力，能倒逼基礎教育改革嗎? “很難。”熊丙奇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