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功耀對本網記者說，現在不少國企，每換一次老總就要更改一次辦公室布局，甚至對單位的建筑大動干戈，這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為什么這樣呢?企業負責人的出生年月不一樣，所需風水也不一樣，所以，辦公室的布局頻頻更換，否則，得不到“庇佑”就很難“升遷”。

　　張功耀向本網記者講述了一段親身經歷：2000年，他的父親去世了。由于當地農村沒有推行公墓制，親朋都主張去找一個風水先生選一塊墓地。在這種情況下，身為科學哲學教授的張功耀，也不得不附和、默許了家人的風水安排。

　　“像我這樣一個專門從事科學研究的大學教授，回到農村也得遷就農民信風水，并為風水買單，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張功耀感慨道。

　　盛行背后

　　風水班主辦者稱，他們要普及的是建筑風水文化。國際易學聯合會的副會長董光壁稱:“中國風水文化傳統的良莠,不能單憑主觀愿望區別,只能在創造未來的實踐中鑒別。”

　　“風水和科學兩回事，它是一種文化現象，反映著中國人協調人與環境的理想，是中國人幾千年經驗積累下來的感性認識。今天風水又熱起來只能說明我們發現缺少共同信仰和自信，并希望在風水傳統中找回點什么，盡管它是農業文明的產物”，北京大學景觀設計研究院院長俞孔堅說。

　　天津大學建筑系教授王其亨曾多次表達他的觀點：中國的古代學科與西方是不一樣的,它是不分科的。像天文、數學、建筑這些學科,在古代都是歸在“風水”中的，風水是集地質學、地理學、生態學、景觀學、建筑學、倫理學、美學等于一體的綜合性、系統性很強的中國古建筑理論之精華。在王其亨看來：“對建筑風水不加研究就加以否定,這本身就是一種迷信。”

　　中南大學教授張功耀說，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由于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社會競爭速度加快，物質生活改善。社會的不確定性因素也隨之增加，個人對未來的顧慮也隨之增加。人們希望生活的安定和工作的升遷，寄希望予風水師以心理安慰，風水又重新“得寵”。

　　俞孔堅認為，打破傳統風水觀念多年后，人們忽然發現城市和建筑反而變得更加糟糕了，人們需要尋找新的信仰和規則。“搞科研辛苦，又要坐冷板凳，往往是辛辛苦苦做完研究，還要為發表文章四處湊版面費。”張功耀說，雖然國家建設部曾經否認認可風水研究的資質，但是一小部分科研工作者迎合“社會需要”，為風水做科學粉飾，出現了“為風水正名”的呼聲，學術界每年發表的與風水有關的論文都在百篇以上。

　　風水重興并逐漸升溫的另一個誘因是國內生活水平和富裕程度的改善。對此，香港著名風水師、香港建筑師學會會員蔣文匡稱：“全世界華人13億8000萬，其中4000萬在臺港澳和海外，這4000萬華人都信風水，他們也是華人中最富的，現在中國內地富起來了，所以信風水的人也多起來了。”

　　據張功耀分析，港澳回歸后與內地文化交流密切，港人信風水的風氣對內地也有一定影響。張說，目前在內地房地產界最受歡迎的是香港風水師，看一個樓盤動輒可以得到上百萬元人民幣報酬，香港人購置房產，花在風水上的錢與買房的錢差不多持平。

　　港人好風水，一個被媒體廣為關注的實例是香港中銀大廈。大廈的設計者是美籍華人建筑師貝聿銘先生。在大廈設計中，他改變了西方“火柴盒”式的建筑造型的思想，創造了用不同幾何形狀來進行建筑美學設計的方法。

　　這種設計在美國、法國、北京，都沒有碰到任何問題，一用到香港，就出麻煩了。因為，貝聿銘自己并不相信風水，但是香港人卻信。建造皇都飯店時，相信風水的香港人擔心飯店建好后，“九龍”山的“龍”會找不到洗澡的地方。他們堅持認為，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強烈要求在飯店前廳增加四十扇窗戶，以便讓這“九條龍”能找到下水的路線，才算平息了一場風水風波。

　　著名建筑師貝聿銘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在那里，風水是另一種大生意。那里的風水先生好比這里的律師，他們無處不在，你不去征求他們的意見就寸步難行。我知道我會遇到麻煩，但我不能預料會是什么樣的麻煩。”

　　中南大學教授張功耀對本網記者分析，第一、風水師勘選地址觀察山川河流、陽光、水土、植被等狀況，這些并沒有超越常識的范疇。第二、迷信風水的人往往只相信風水“有效”的傳聞，不相信對“有效”的科學分析。這些人往往仰賴宿命，對自己缺乏信心。第三、富貴者幻想通過風水繼續富貴，而貧困者幻想通過宿命改變命運，迷信風水的人往往有從眾心理。有些信得癡迷的人，連在家里擺一只養魚的魚缸都要去找風水先生咨詢，“人的主觀能動性被束縛到這樣的程度，還怎么能安心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