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是小人嗎？
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之初，我已經開始思考“中國史學尋找自己”的問題。1993年6月，我在日本京都大學演講時，又提出孫中山研究也有“尋找自己”的問題。所謂“尋找”，有三重含義：（1）尋找真實的孫中山；（2）尋找自己的研究方法和風格；（3）尋找對孫中山新的理解。孫中山在1913年中華革命黨成立之后，已被樹立為至高無上的偶像。但他畢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不是抽象的政治符號。因此，必須用適合研究人的方法來進行探討，不能滿足于以既往慣用的簡單公式來推演。
現今已進入“讀圖時代”，孫中山的許多老照片應該可以幫助我們把孫中山還原成“活生生的人”。但是很遺憾，不僅是攝影師、新聞發布編輯，甚至連他本人都太政治化了。我很尊重孫中山，但看了大量照片都是過于嚴肅，充滿憂國憂民的焦慮，似乎總是承受著無窮無盡的使命感與責任感。我覺得這些照片好像缺少一點什么，但又苦于講不清楚。直到今年年初，在香港孫中山紀念館看到一張家藏照片——作為父親的孫先生兩臂伸開，擁抱著兩個花季女孩，嘴唇微張，笑容滿面，而且笑得那么甜蜜，仿佛已經忘記一切，全部生命都在這一剎那沉浸在父女溫馨的幸福感之中。此后，我終于找到自己一直都在尋找的東西，那就是潛藏在偉人心靈深處的真實人性。
我認為，孫中山并非十全十美。孫中山在辛亥革命期間，有重要貢獻，也有不少錯誤，甚至有過嚴重過失。比較明顯的是他始終堅持海外少數志士潛入沿海城鎮舉義，這種“輸入式”的僵化模式，終于在1911年春黃花崗起義中宣告失敗，起義軍全軍覆沒，精英傷亡殆盡，此乃極大戰略錯誤。再則，武昌起義前，同盟會已呈分裂態勢，孫中山自控南洋支部，光復會重新獨樹一幟，長江中下游革命骨干另立中部同盟會，原有同盟會總部形同虛設，凡此種種，孫中山不是沒有自己的過失，作為領袖人物，至少是處理失當。民國肇建以后直至護法戰爭，孫中山也不是沒有這樣或那樣的錯誤。但如果因此就斷言孫中山“一無是處”，我卻期期以為不可。我們總是說，辛亥革命是舊民主主義革命，其失敗實為必然。但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畢竟是在舊民主主義革命的基礎上產生的，應該說前者就是后者的繼續。顯而易見，“五四”時期宣稱的“民主”與“科學”兩大課題，辛亥革命時期不僅早已提出，而且還進行過熱烈廣泛的討論，實際上已為“五四”新文化運動提供必要鋪墊，也為新一輪偉大思想解放潮流開啟了閘門。評價偉大歷史人物，主要應客觀考察他比前人多做了哪些工作，對社會進步有多少推動；而不是專門挑剔他比后人少做了哪些工作，比現今有哪些不足。我歷來提倡：治史必須“設身處地”，然后才談得上“知人論世”。
甚至展望未來百年，面臨國際國內諸多新的嚴峻問題，我們也還可以從孫中山與辛亥革命遺產中取得借鑒并汲取智慧。譬如，應對全球化的洶涌浪潮，孫中山早就未雨綢繆。他在晚年極其關心未來世局的變化，如“王道”、“霸道”的抉擇，“民族主義”與“世界主義”的關聯，孫中山從來都是“知行合一”，他以“恢復中華”作為自己革命生涯的發端，但是從來沒有把民族主義的范圍局限于中華，更沒有以此作為最后的目標。他認為，民族主義是世界主義的基礎，因為被壓迫民族只有首先恢復民族的自由平等，然后“才配得上講世界主義”，也就是把自己的民族解放擴大為實現整個人類解放的世界主義。我在世界各地鑒賞他遺留的題詞時發現，好多都是“博愛”、“天下為公”、“世界大同”。孫中山既是中國人民偉大的政治領袖，也是名副其實的世界公民。其高風亮節，博大胸懷，堪為后世楷模。
關于對孫中山的評價，不僅他在世時已有許多不同評價，即使在身后也褒貶不一。從來都不大喜歡孫中山的張謇，倒是說了幾句可以為多數人接受的公道話。1925年，他在南通追悼孫中山大會上說：“若孫中山者，我總認為在歷史上確有紀念之價值。其個人不貪財聚蓄，不自諱短處，亦確可以矜式人民。今中山死矣，其功其過，我國人以地方感受觀念之別，大抵絕不能同。然能舉非常大事人，茍非圣賢而賢哲為之左右，必有功過互見之處。鄙人愿我國人以公平之心理、遠大之眼光對孫中山，勿愛其長而護其短，勿恨其過而沒其功，為天下惜人才，為萬世存正論！”
正如永遠也編不全《孫中山全集》一樣，恐怕僅就如何評價問題，也永遠說不完孫中山。歷史本來就是如此復雜，史學因此才呈現綿長。張謇不是歷史學家，但其“知人論世”并不遜于歷史學家。謹將這位企業家的建言，奉獻給現今正在紀念辛亥百年的國人！（作者為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