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謀的醒悟告訴我們一個道理：國產電影“火了票房、鼓了腰包、樂了媒體、壞了口碑、哭了觀眾、冷了人心”的情況依然存在，那些“叫座不叫好”的爛片給出一個答案：營銷模式的成功并非電影的成功，電影產業需要高票房，但不需要高泡沫。

　　“我講這些，并不是說票房不重要，而是它并非評判電影價值的唯一標準。”張藝謀說，沒人比導演更知道“眾口難調”的意思，票房、獲獎等這些所謂的“硬杠杠”都不能作數，真正的口碑成功，是觀眾內心的認可，“即便他嘴里不說你好，該罵還罵，但回家關上門會說‘這孫子邪了門了’‘有兩下子’!如果你的作品占據了影迷心中的位置，它就是佳作，得獎、票房相形之下，也就是個副產品。”

　　“奧斯卡”不是風向標，不應被神化

　　“全世界在冊的國際電影節有400多個，無論是美國‘奧斯卡’、法國‘戛納’還是中國‘金雞百花’，一幫電影人把自己做的‘菜’都帶來相互‘嘗嘗’，就這么簡單。”

　　中國的第五代導演在國外拿了不少獎。“上世紀八十年代，我們的片子，給了別人一個探察中國的窗口，蒙了幾十年的厚厚鐵幕，因為這些電影而有點兒打開的意思，全世界的眼光愿意看這個神秘之地的電影產物，人家對我們的電影高看一眼。你不深刻人家都說你深刻。這是個歷史背景。”張藝謀說。

　　漸漸地，“奧斯卡”“金棕櫚”“金熊”“金獅”……這些知名世界電影大獎屢屢見諸報端，不少國人對國際電影節形成這樣的思維定式：世界電影節水平高得不得了，影片一旦斬獲國際大獎，就意味著引領世界電影的潮流。

　　“‘奧斯卡’們不是中國電影的風向標，而是各國電影人相互交流學習的平臺，它不應被神化。”張藝謀多次擔任國際電影節評委，也多次榮獲國際電影大獎，但他對國際獎項有自己的理解：“全世界在冊的國際電影節有400多個，無論是美國‘奧斯卡’、法國‘戛納’還是中國‘金雞百花’，一幫電影人把自己做的‘菜’都帶來相互‘嘗嘗’，就這么簡單。”

　　正因為此，越來越多的年輕電影人融入世界電影節的氛圍中：賈樟柯、王小帥、韓杰(微博)(微博)等新一代導演嶄露頭角，《三峽好人》、《Hello!樹先生》等影片獲得國際大獎。“拿著自己的作品去展覽、交流、學習，不僅能提高影片的國際上座率，更能擴大導演自身品牌和中國文化的影響力。”張藝謀說。

　　“今天到國外拿獎不那么容易，因為中國不可能永遠是熱點，會降溫。”張藝謀認為，苦難深重的中東地區和局部戰爭、恐怖活動頻發之地，這些題材在苦難的背景下很有力量，既有時代感和時效性，更有歷史厚重感。

　　從《英雄》到《十面埋伏》，從《山楂樹之戀》到《金陵十三釵》，媒體總把“沖奧”這個詞放在張藝謀身上，讓他很無奈。“好像我老當益壯，端著槍沖著奧斯卡就去了，誓不罷休!”張藝謀調侃道，“我早就過了得獎的歲數，現在完全不是獲獎的重點。”

　　對于導演“沖奧”的話題，張藝謀覺得別把這太當回事兒：“題材偏好、拍攝上映周期、評委會成員和主席的背景、上幾屆獲獎影片對本屆獲獎作品的影響和限制……你算不過來，有太多的不確定因素你掌控不了。”

　　電影產業要發展，文學是母體

　　“沒有好的文學基礎和文學群落，沒有層出不窮的優秀文學作品，電影想繁榮，門兒都沒有。”

　　“票房為王”也好，“奧斯卡折戟”也罷，金錢與名利的背后透著中國電影的浮躁，而作為電影之源的劇本，也因此陷入空前尷尬的“創作荒”，究竟還有多少真誠的作家在靜心創作?還剩多少“莫言”能解電影劇本之惑?

　　1988年，《紅高粱》在柏林一舉拿下金熊獎，這是中國電影首次登上國際舞臺。張藝謀直言：“首先要感謝《紅高粱》小說的作者——莫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