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春認為，黔東南州勞動仲裁書是一份公正的裁決

　　2005年至2012年，凱里下崗職工胡春在貴州振宏宇工貿有限公司凱里分公司(以下簡稱“振宏宇凱里公司”)上班，其間又與凱里灣溪街道簽訂了公益性崗位合同，并享受到了相應的社保。像這樣的情況胡春與振宏宇凱里公司是否還存在勞動關系呢?3月23日，凱里市法院對這樣一起勞動爭議案進行了公開審理。

　　案件回放

　　2005年5月2日，下崗職工胡春經人介紹到貴州振宏宇工貿公司凱里分公司上班，任出納，直至2012年7月4日。

　　工作期間，公司未與之簽訂勞動合同，也沒繳納養老保險等。

　　2010年1月，胡春還與凱里灣溪街道簽訂公益性崗位合同，被安排在凱里大十字派出所工作。其養老、醫療及失業等保險由街道從其公益性崗位工資中扣除繳納。

　　2007年7月，胡春與振宏宇凱里公司發生勞動爭議，遂于同年8月州仲裁委提出了勞動仲裁。

　　州仲裁委最終裁定胡春與振宏宇凱里公司存在勞動關系，要求該公司支付給胡春2012年6月1日至7月4日的勞動報酬及解除合同補償金等。振宏宇凱里公司不服裁定，遂起訴至凱里市法院。

　　被告自稱“被開除”

　　在庭審中，振宏宇凱里公司訴稱，因該公司要實行數字化管理，胡春接受不了高規格的管理制度，于2012年7月4日子公司辦公會上自動辭職(無書面辭職書)。

　　就補償胡春經濟損失和繳納社保等問題，振宏宇凱里公司稱，其與胡春不是勞動關系，只是勞務關系。胡春進入振宏宇凱里公司前，勞動關系在凱里市制藥廠。2010年1月后轉入了凱里灣溪街道勞動保障所。

　　胡春在答辯中說振宏宇凱里公司“說謊”，她其實是被開除的。2012年7月4日，她與振宏宇凱里公司負責人鄭宇琴發生了爭吵。“鄭宇琴說，我是公司老板，想要誰走誰就走!”胡春說。

　　胡春還提出，振宏宇凱里公司的起訴行為屬于超期起訴。公司在1月25日收到了州勞動仲裁委的裁決書，應在2月9日起訴。因2月9日是除夕，依法可順延至法院上班的第一天。經查，凱里市法院上班的時間是2月13日。而該公司直到2月20日才向起訴。

　　雙方是否存在勞動關系成焦點

　　庭審中，胡春和振宏宇凱里公司是否存在勞動關系和振宏宇凱里公司是否超期訴訟成了本案的焦點。

　　舉證時，振宏宇凱里公司出具了凱里灣溪街道出具的兩份證明，均證實了胡春在2012年1月獲得公益性崗位，該街道為其繳納了社保的事實。后一份證明還證實了胡春在公益性崗位上每月上班11天。“由此可見，胡春的勞動關系應是在灣溪街道，而與我公司僅是勞務關系。”振宏宇凱里公司的代理人說。

　　對于第一份證明，胡春認為街道繳納的保險，是從她工資中扣除費用繳納的，說到底還是自己在交，而且這與雙方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無關聯。對后一份證明，胡春說對方是當庭提交的，已超過了舉證時間，不能作為證據使用。

　　就此法官稱，為查明事實，若證據與案件有關，也可采納。

　　此外，振宏宇凱里公司認為此案并未超過訴訟時效。因為該公司接到州勞動仲裁委的裁定書后，于2月6日向黔東南州法院提出了撤銷仲裁裁定的申請，州法院也在2月16日作了回復。之后，振宏宇凱里公司才起訴。庭上，該公司拿出了申請書和州法院的回復以佐證上述說法。

　　胡春質證時首先當庭宣讀了仲裁書的最后一句話：當事人對仲裁不服，自收到本仲裁之日起15日內向法院起訴。法定期滿一方不履行的，另一方可則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念完之后，胡春稱，只有在規定時間內向法院起訴，才保住時效。但振宏宇凱里公司卻選擇了向州法院申請撤銷裁定的道路，延誤了“戰機”，只怪它走錯了路。

　　原告方惡意起訴?

　　舉證結束，法庭給當事雙方相互詢問的機會。振宏宇凱里公司的代理人在詢問時提到了“辭職”一詞。她的話音剛落，就遭到了胡春及其“親友團”的“攻擊”。

　　“搞錯沒，我是被開除的，不是辭職，請注意你的言辭。”胡春說，她當場表示不再回答對方的任何問話。

　　法官趕緊“打圓場”，要求雙方不要有“攻擊性”的言辭。

　　最后的辯論中，振宏宇凱里公司再次強調其與胡春是勞務關系，而不是勞動關系。

　　就此，胡春的代理人說，振宏宇凱里公司在遞交給法院的起訴書使用了胡春是該公司“職工”的措詞。法律含義的“職工”是以存在勞動關系(包括事實勞動關系)為前提的。“可見，振宏宇凱里公司一直都在承認胡春是其職工，這在法律上叫‘訴訟自認’，而該公司在認可雙方的勞動關系的情況下仍要起訴，這是惡意訴訟。”胡春的代理人說。

　　由于雙方意見分歧較大，凱里市法院決定擇期宣判。(實習生 陳莉 記者 羅茜 攝影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