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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女干部，應該55歲退休!”在上海某事業單位一家汽車服務公工作的徐娟(化名)，滿心期待能到55周歲再退休，可單位卻在她50周歲時為她辦理了退休手續。徐娟為此將單位告到法院。近日，上海長寧區法院對該案作出一審判決，認為單位在徐娟50周歲時為她辦理退休手續并不違法違規，駁回了徐娟的訴訟請求。徐娟不服判決，已向二審法院提出上訴。

　　三份 “ 聘用合同 ”

　　2013年8月，被通知辦理退休手續10個月后，徐娟將上海市某汽車服務公司告到法院。訴狀中，徐娟提出四項訴訟請求：一、判令被告撤銷 2012年10月作出的“終止聘用合同、依法退休并停發一切待遇”的無效通知;二、繼續履行雙方簽訂的無固定期限的“聘用合同”;三、以每月6000元的標準支付自2012年12月至判決之日期間的工資、獎金;四、如果因被告原因無法繼續履行無固定期限聘用合同，則賠償原告38個月的雙倍工資。

　　徐娟說，她于1994年8月調入汽車服務公司工作，從1995年12月起，公司先后與她簽訂了三份“聘用合同”，最后一份合同是無固定期限合同。在公司工作的近20年里，她從辦公室文員開始，一直做到辦公室主任兼人事經理，并被公司聘為經濟師。徐娟認為，她一直在管理干部和技術干部的崗位上工作，根據勞動行政部門的相關規定，她的退休年齡應為55周歲。但汽車服務公司卻超越法定權限，剝奪她的合法權益，強制她50周歲退休。

　　被告汽車服務公司則表示，徐娟只是普通工人編制，不是人事局在編的干部。根據汽車服務公司相關文件規定，工人編制的女職工都在50周歲退休。同時，根據上海市人事局相關文件規定，女職工聘用期間在管理崗位的退休年齡由單位自行決定。因此，公司在徐娟50周歲時為她辦理退休手續符合相關政策規定，請求法院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

　　一紙 “ 退出通知 ”

　　法庭查明，2000年，汽車服務公司聘任徐娟為辦公室副主任，2004年，其被聘任為總經理辦公室主任兼人事經理，在1998年至2012年期間，徐娟還先后擔任過汽車服務公司工會副主席、工會主席、女工委員、集團工會女工委員以及汽車服務公司黨總支委員等職務。同時，徐娟還具有經濟師職稱。

　　2008年10月，汽車服務公司免去徐娟總經理辦公室主任職務。2010年4月，徐娟不再擔任黨總支委員。同年11月，汽車服務公司黨總支發布《關于徐娟同志到齡退出中層干部序列的通知》，通知徐娟退出中層干部序列，退休后享受副科級待遇。2011年3月，集團工會換屆選舉后，徐娟不再擔任工會主席職務。2012年10月，汽車服務公司以徐娟到達50周歲退休年齡為由，書面通知其辦理退休手續。徐娟拒絕辦理。同年12月起，汽車服務公司不再向徐娟支付工資。

　　法庭上，雙方聘請的代理律師圍繞徐娟究竟應該在50周歲退休還是在55周歲退休，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辯論。徐娟的代理律師認為，徐娟雖然沒有填寫過干部履歷表，但她具備經濟師專業技術職稱，在管理崗位工作多年，無論根據國家有關規定還是被告集團公司文件規定，都應該按干部身份辦理退休手續，也就是享受55周歲退休的待遇。而被告方律師則認為，徐娟的身份系職工，根據公司文件和法律規定，公司有權決定徐娟50周歲時辦理退休手續。

　　訴請缺乏依據

　　主審法官蔣萍表示，勞動合同法規定，在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另有規定時，事業單位與聘用制的工作人員應依照該相關規定訂立、履行、變更、解除或者終止勞動合同。而我國行政法規規定，對于聘用制干部，受聘在管理和專業技術崗位上滿十年、年滿五十周歲及以上的女職工，是否繼續聘用，由單位根據干部管理權限，按照工作需要、本人愿意、領導批準的原則，自主決定。單位不繼續聘用的，應按規定辦理退休手續。

　　該案中，被告是事業單位，原告徐娟確認自己是單位的聘用制干部，到2012年10月，原告不再被聘用擔任任何管理崗位，而雙方訂立的聘用合同并未約定原告的具體崗位。因此，根據相關法律和政策規定，被告在原告年滿50周歲時，通知原告辦理退休手續，并未違反法律、法規的相關規定。原告關于其應在 55周歲時辦理退休手續的主張缺乏法律依據，依法不予支持。以此為前提，原告的其他訴訟請求缺乏事實根據和法律依據，法庭也不予支持。

　　徐娟不服上述判決，已提出上訴。

　　編輯手記

　　近年來，隨著用工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企業用工自主權不斷提高，這對企事業單位的人力資源管理無疑會起到積極作用。但由此引發出的新矛盾、新問題也需要相關各方研究解決——上文所述是一種，提出的問題是如何應對“以工代干”。筆者近期接待的另一起勞動人事爭議案，屬于“以干代工”，同樣具有典型性。

　　史玉玲原是一名教師，1986年調入北京某駕校從事法規培訓工作，崗位仍然是教師。駕校是事業單位，調到這個單位后，她的人事檔案身份仍為“干部”。按照相關規定，女教師的退休年齡為55歲，但駕校內部規定從事法規培訓崗位的教師為操作崗是“工人”，雖然這不被史玉玲認可，但在兩年前，當史玉玲年屆50歲時，駕校就決定為其辦理退休手續。

　　史玉玲因此與校方發生了勞動人事爭議……目前的情況是：她既不能作為工人辦理退休手續，因為女性干部退休年齡為55歲，社保機構不接;也不能作為干部再上崗，用工單位不同意，致使其處于既沒有工作也沒有退休待遇的“真空地帶”，只能等到55歲時再辦理“干部”退休手續。失去工作同時沒有任何收入來源，史玉玲的生活陷入了困境。特別是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兩年下來，其生活境況可想而知。

　　用工制度改革的目的是為了革除弊端，提高生產效率，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但若沒有一個足夠細化的、確保職工權益的用工制度，很顯然，“以工代干”亦或“以干代工”，職工與用工單位的勞動糾紛就會不斷上演，并最終成為影響社會公平正義的大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