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洪波
原標題:取消一般公務車要敢于觸動既得利益
公車配備有了新規定。中辦、國辦印發《黨政機關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明確“取消一般公務用車”,得以保留的公車,僅省部級以上官員專車,以及特別用車而已。特別用車,又明確為必要的執法執勤、機要通信、應急和特種專業技術用車。
公車改革數十年,這個規定算最狠。以前的公車改革,一直在試點,卻未得到推進,終于使公車消費成為與公款出國和公款吃喝并列的“三公”之一。
此次發布的黨政節約規定,涉及國內差旅和因公出國、公務接待、公務用車、會議活動、辦公用房、辦公資源節約等事項,可謂包羅公務消耗的方方面面,但媒體關注的重心,不約而同地指向了公務用車,可見公務用車問題的社會關注度之高。近幾年,“三公支出”被要求公開。近一年間,先是公款吃喝、公務接待,后是公款出國考察相繼被叫停,到此次節約規定取消一般公務用車,“三公”終于均受限制。效果如何,且看明后年的“三公支出”報賬。
近幾年,降低“三公支出”并非沒有行動,但基本上是采用按比例降低的辦法,比上年降低15%或者20%,說起來是不小的成效,看上去沒有哪個機關和部門不能完成,整個社會的觀感卻難言欣慰。黃仁宇經常談傳統中國“數目字管理不足”,現在中國可是無處不“數目字管理”,無處不“量化考核”,但問題也沒見減少多少,到處是數字游戲,“三公支出”也一樣。
近段時間的“三公”治理,逐一推出,總成為《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條例》,擺脫了“數目字管理”,但申禁力度上可謂峻急。一夜間禁止餐桌上的公款浪費,一夜間叫停公款出國考察,現在又是一夜間宣布取消一般公務用車,沒有風聲,只有“大勢”。客觀來說,社會感觀上要好于以往。當然也有吃喝轉入隱蔽的報道,但餐飲業和“國際旅游業”都表示大受影響,也是事實。取消一般公務用車,是否會帶來車市的變化,可觀后效。
回頭看二十多年的車改,模式探索了不少,引起的麻煩也不少。有的車改是在車子上裝GPS,監管其行蹤,同時“公車貨幣化私用”,據說也有效果。有的車改是貨幣化發放補貼,補貼可以發到區長每月領取七八千元的程度,據說也節省了開支,但社會聞之震動。更多的地方是按兵不動,公車越來越多,科級干部都有專車了,只需叫“相對固定用車”就可以符合規定。有的官員一個人得有幾輛車,轎車一輛,越野車一輛,商務車一輛,用途不同,專車不一。車子在車改中不是越來越令人滿意,而是越來越成為嚴重的問題。
這次取消一般公務用車,沒有叫車改,而是叫“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如果得到落實,將是巨大的進展。不叫改革,實為改革,它將使一種級別化的待遇不得不結束。當然,現在還只是條例出臺,具體辦法還沒有出現,公車改革涉及面之廣,牽扯的利益之巨,很可能形成一種觀望之勢,聽從上令而行之,比起主動嘗試變化,無疑是更穩妥的策略。改革進入了“頂層設計”階段,既是既得利益力量巨大所決定,也意味著基層的“探索”能力和主動性在削弱,就連公車改革都需要由上層來一體推行。
可以想象的是,從“頂層設計”而來的變革,具有從上到下的特性,也不免產生類似“一刀切”的效果。副省級以下官員不得配備專車,也須取消一般公務用車,對城市官員的出行效率可能形成影響,但還可以通過市場化、社會化途徑解決,對縣級治域的官員來說,一個縣長沒有公車,將怎樣有效地到達其治理范圍內的鄉所,就不是那么容易解決的事情。很多年前,一個縣長尚且有一輛老吉普車,現在是否必須通過自己駕車或租車去辦理縣內事務,恐怕難以想象。
此外,因為“級別”或雖稱取消但實際上比照級別的現象普遍存在,公務員和參照公務員管理的機關不設一般公務用車后,其他公有制事業或企業或也將不得購買一般公務用車,也未必一定有利于效率的提高。但無論如何,公車這塊難啃的骨頭終于要有所觸動了,這會燃起民眾對善治的一些希望,算是正效應。
(作者為著名雜文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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