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兆豐：火車票價還不夠高
回家的路不好走
春運期間，火車票提價20%-30%。民意調查顯示，大部分乘客心理上只能接受10%左右的提價。傳媒為民請命，發出“別老打乘客的主意”的抗議，認為鐵路部門不召開幾場“提價聽證會”，不了解民情，就把火車票提得那么高，這樣做不合理。更令人沮喪的是，火車站附近的黃牛黨活動猖獗。結果，乘客不僅要承受高額票價，往往還要和黃牛黨周旋，甚至受騙上當。
回家的路不好走。這就是幾乎每年都要大同小異地重播一次的“春運主旋律”。請大家注意，傳媒反對提價、抨擊黃牛黨、為乘客打抱不平，過去一直是討好廣大讀者的竅門。不過，恐怕現在另有一些讀者，有興趣看看不討好的解釋吧。
火車票提價不充分
首先問：誰是火車票提價的幕后主使?乘客可以拿塊鏡子出來看看，答案就在鏡子里。
正是客流暴增，才導致了火車票漲價。火車票提價的幅度是多少，取決于客流增加的幅度，而跟乘客的心理承受能力扯不上任何關系。調查乘客對提價的心理承受能力，或者搞“提價聽證會”，都是完全多余的，盡管這樣的門面工夫，能夠讓一些老百姓感到安慰。
事實上，火車票提價的幅度還不夠高!理由顯而易見——因為黑市仍然猖獗。黑市猖獗，表明車票的定價偏低，所以炒賣車票才有利可圖。如果鐵路部門參照黑市的價格來提價，那么黑市就會銷聲匿跡;如果鐵路部門的火車票定價過高，高到不合理的程度，那么就不僅沒有黑市，還會出現售票處忙于“拉客打折”的現象。
黃牛黨吃了誰的
只要票價過低，黃牛黨就必然應運而生，而且驅之不去。不要責怪黃牛黨，他們是應邀而來的。是過低的票價和過高的需求，邀請了他們。他們的確賺了錢，但他們賺的不是乘客的錢，而是鐵路部門的錢。由于鐵路部門的定價過低，所以黃牛黨就分了一杯羹，但乘客付出的“總代價”不變。
只要客運班次不增加，只要供求關系不改變，那么無論票價高低，乘客所須支付的“總成本”是不變的。現在，只是“總成本的組合”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火車票的面值提價不足，于是，其他形式的成本便增加了。乘客為了得到火車票，除了要向鐵路部門支付“未充分提價”的票價外，還要向黃牛黨支付額外的“傭金”，并承擔“反復周旋、討價還價、鑒別真偽、受騙上當”的成本。乘客付出的“總成本”，是上述三項的總和，而不僅僅是第一項。
另一方面，鐵路部門的收入減少了，國有資產流失了，流到了黃牛黨的手里，也流到了為炒票活動提供方便和保護的人手里。可是，鐵路部門為什么不充分提價呢?
不知道。可能是由于不了解市場，也可能是迫于社會輿論的壓力。但無論如何，只要提價不充分，就必定會給黃牛黨留出牟利的空間，給車站票務人員以及檢察人員增加灰色收入。
不管怎樣，過低的票價，請來了黃牛黨。黃牛黨及其合作者瓜分了本來屬于鐵路部門的收入，而乘客的“總成本”則既沒有增加，也沒有減少，只是“總成本的組合”發生了改變。因此，鐵路部門提價不足，并不是為民辦實事，而是為黃牛黨辦實事。提價不足的火車票，就是給黃牛黨的請柬。既然鐵路部門要送禮，怎能怪黃牛黨笑納?
乘客喜歡怎樣競爭
對乘客來說，恐怕大多數人更喜歡直截了當的價格競爭，而不喜歡充滿艱辛和風險的其他形式的競爭。也就是說，恐怕大家寧愿開源節流，通過自己熟悉門路，多賺一點錢來購買“充分提價”的車票，而不寧愿冒險，為了購買“未充分提價”的車票，提心吊膽地與鬼鬼祟祟的黃牛黨打交道。如果是這樣，為了方便廣大乘客競爭車票，也為了國有資產不至于被黃牛黨瓜分，今年鐵路部門本來應該參照往年的黑市價格，把票價提得更高。(2001年2月5日)
要我寫篇《火車票價還不夠低》嗎
如果說車票不漲價，是為了表演福利;如果說讓幾百萬民工風餐露宿，目的就是選拔強悍者，賣票就要賣給這種人;如果說節前三禮拜就要不斷跟好幾個票販子電話密切聯系，說這增添節日氣氛;如果說車廂擠得水泄不通，時不時逼瘋幾個比較脆弱的，還能觀看女士敞著門大小便，都是返鄉旅途的余興;如果說與其讓幾百萬人在工廠干活賺錢買高價票，不如讓他們站在火車站翹首以待帶來的社會效益大;如果說鐵路職工也辛苦一年了，得讓他們和黃牛黨串通掙點壓歲錢;如果要這樣，我沒意見，真沒意見。索性搞幾趟“免票專列”，讓滿口仁義道德的兄弟姐妹們玩賞玩賞吧，要我寫篇《火車票價還不夠低》嗎?
機票是個好對照。它先訂最高價，然后淡季打折，沒人有意見了。機票是實名制的，實名制的作用不是保證窮人買得起便宜票，而是保證乘客間不能直接轉手機票，從而保證所有收入流入航空公司和旅行社(合法的黃牛黨)的手上。在今天美國，航空公司是自由競爭的，沒有政府壟斷問題，也沒有價格管制問題，可機票價格秒秒波動，明明看好的網頁，一眨眼就變價，航空公司和旅行社能宰多少就宰多少。他們兼并了黃牛黨，他們就是黃牛黨，黃牛黨的功能還在發揮，這功能合法化了，機票價格能漲就漲，圣誕節是不是誰都回得起家?
我只字不提鐵路的國家壟斷特性。難以相信薛兆豐不知道鐵路是國家壟斷，難以相信薛兆豐不贊成開放營運業，也難以相信薛兆豐反對鐵路私營化。但這些都跟火車票是否應該漲價毫無關系，毫無關系我為什么要談?我雙腳牢牢站在地上，為什么非要我再拄根拐杖?這篇文章發表時，編輯還善意地建議我在文中加一段“民工們辛苦了”。是辛苦，很辛苦，那又怎樣?
我感興趣的現象是：在市場沒人是傻瓜，沒人做錯;可一到公共輿論領域，絕大部分人都變得仁義道德起來，變得不可理喻起來。急了誰都會走后門找黃牛，誰的行為都一樣，誰都是精明的，誰都不違反經濟原則，市場中人是最不蠢的。沒哪個想買車票而買不到的人會說：“咱就甭杖著自己多兩個臭錢就去找什么黃牛黨了，那可不是跟民工兄弟抬杠嗎，火車票讓咱富人高價買了，窮人咋辦，還是把票讓給他們吧。”
可一旦要發表意見，思維邏輯那是亂啊，調子那是高啊。為什么?為什么同樣的人，在市場上的“行”與在人堆里的“言”那么不一致?因為前者自己要負責，后者不需負責;因為前者是照顧自己的利益，后者是照顧自己的形象;前者是“故意的有知”，后者是“故意的無知”，甚至是“故意的放肆”。這是我一向對所謂“民意”很有戒心的原因。
讓我重復，火車票是個優良范本，能從中學到扎實的經濟學思維。任何人，只要不帶成見地思考，就能領悟。一旦領悟，將永久改變世界觀，并喪失一些友誼。不高深，不需學歷，不用操心彈性系數是否小于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