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渤、江一燕主演的《假裝情侶》早前在上海國際電影節的發布會上爆出導演劉奮斗退出劇組，曾經印在海報上的“導演”如今成了聞所未聞的“前期導演”。此事與《肩上蝶》退賽引起業內對導演、制片人關系的各方爭論，劉奮斗與片方老總與網易娛樂對話，首度披露事件細節與真相。

在《假裝情侶》的海報上，看不見導演劉奮斗的名字。

    網易娛樂6月22日報道 網易娛樂6月22日報道 剛結束的上海國際電影節越到尾聲越“熱鬧”，盡管這“熱鬧”過程和結局都不甚愉快。《肩上蝶》的退賽引出導演與片方的最終剪輯權糾紛，本來由劉奮斗導演、黃渤、江一燕主演的愛情喜劇《假裝情侶》又在發布會上意外爆出導演退出劇組、與制片方翻臉，更不愿在片中署名的消息。導演劉奮斗沒有出席影片關機后的所有宣傳活動，對此事也一度緘默。

    網易娛樂在影片首映前夕與劉奮斗與片方連線，他與片方、電廣傳媒影業董事長劉沙白也首度披露事件更多細節。聽取兩方說法后，我們發現，這并不是一場所謂藝術和商業的腳力，它更像是一個倔強的導演對契約和創作權力的高度自我保護造成的決裂，也是一次不夠默契的“閃婚”必然生出的誤解和爭端。

    事發云南--

    劉奮斗被中止導演權力 片方：并未違背合同

    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上的發布會上，導演劉奮斗沒有出席，電影字幕上，本該是導演的他卻成了“前期導演”。《假裝情侶》制片方電廣傳媒影業董事長劉沙白透露片方與導演劉奮斗有矛盾分歧，劉奮斗沒拍完電影就退出劇組，劉沙白苦笑道：“我們可能是中國電影史上第一個署上前期導演的電影。”

    據雙方透露，電影在去年的拍攝過程還算愉快。第一次鬧矛盾是在云南拍攝行將結束的時候：“他要拍一場戲，我們覺得那場戲對整部電影沒有太大的必要，最后他好像也沒有堅持要拍；拍完9月回來，還有一場次要在北極圈拍，我們要跟境外聯系，后來和制片產生一些矛盾；第一次去挪威看景的時候，他沒有按要求及時提交護照，去機場的那天都差點誤點，回來之后因為怎么拍這件事又發生了分歧。”劉沙白說道。

    導演劉奮斗則告訴記者，片方單方面的決定在他看來跟所謂藝術上的分歧沒有關系：“導演的權力是在不隨意改動臺詞、戲份和超期超支的前提下，創作自由歸我。我在云南沒有超支、超期，制片方認為片子會過長，要求我把其中一場戲刪掉。作為導演，不說藝術，最簡單從合約上出發，你就沒有權利告訴我哪場戲該拍，這是由我來控制的。因為要等下雪，甩了一部分戲，中間要求補拍這場戲，制片又有各種理由，就是要我不拍這場戲，矛盾就越來越激化......我后來連劇組去挪威，誰該去誰不該去都做不了主，導演本來就有組建創作隊伍的權力......我這方看到的矛盾，跟藝術理念沒關系，是合約關系遵守的問題。”

    劉奮斗還表示，他在“去年11月初，被片方通知，停止導演權力。”

    片方卻認為，臨時炒掉導演，即使不得為之，也不是違約行為。劉沙白告訴記者，云南的矛盾讓劉奮斗不痛快，他脾氣太倔，導致隨后預備去挪威拍攝的工作都帶著不該有的負面情緒，和制片人也多次爭吵。“考慮到在這么僵的情況下，去挪威那種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拍戲，萬一出什么問題怎么辦，就換了后期導演，戲也是按他的本子來完成。談不攏，只好換人。按照合同他要保證影片的制作完成。他沒有完成所有的拍攝，配合有問題，我們擔心片子完不成，當時存在這個風險，只能采取一些措施。我們投那么多錢進去，在國內都解決不好的事情，在國外更麻煩......我們沒有違背合同，一直是律師把關。”

    最終剪輯權之爭--

    劉奮斗：誰動我片子，我不讓誰發 片方：合同上剪輯權在制片方

    《假裝情侶》的內部矛盾在上映前不得不暴露出來，恰恰碰到《肩上蝶》導演與發行方在最終上映版本上鬧出分歧，使得這部片子的最終剪輯權也成了爭議對象。

    實際上，因為導演劉奮斗在拍攝尚未完成時就離開了劇組，這個議題并非雙方爭執不下的主要矛盾，而劉沙白也堅稱：“合同上注明最終剪輯權在制片方。”劉奮斗也表示，“我認為片方和導演在目前中國大環境和現實下，去爭取最終剪輯權是很可笑很可悲，是因為中國的審查制度。我們認為這個權利真的那么重要，那導演去找導演協會、制片人找制片人協會，去電影總局要這個權利，沒有分級就沒有最終剪輯權。”

    影片目前以90分鐘版本上映，發行人蘭放曾表示還曾經找過導演劉奮斗提意見。劉沙白表示，“劇本和前期導演還是劉奮斗，我還是想盡最后的努力，尊重他的創作，征求下他的意見。修改時就主動打電話想聽他的意見，但他最后沒有答應。”劉奮斗則承認確實私下接到蘭放電話求助，也做了剪輯的相關準備，希望用七天的時間完成，但最終片方還是找了另外八個人來剪片子。

    “制片方剪了105分鐘的版本，發行方也不認。作為導演，我代表不了藝術，只能代表我自己，高軍老師的說法也代表不了市場，所以不要拿藝術和市場說事，這是個偽概念。這點上我特別喜歡高軍老師說的那句話，你不剪，我可以不發。我的態度是，誰動我片子，我不讓誰發，后頭五十個人追著我發呢。我們不拿藝術發飆，就代表自己，比代表什么都重要”，劉奮斗對片長定票房的說法不以為然，“關于片長，盡量爭取110分鐘不好賣，就拍90分鐘的，其實就想在影院里輪片多放一場。一個電影的票房跟影片長短根本沒關系，我再反問，《阿凡達》片長多少？票房好不好？拿長短搞市場的根本就不懂市場，避孕套都分大小號，中國電影以后都是90分鐘，這樣無聊不無聊？”

    冠名之變--

    劉奮斗不肯冠名導演 片方：他不認這個版本

    也是到了影片首映，記者們才發現，海報上的“導演劉奮斗”成了字幕里的“前期導演劉奮斗”。片子放了一輪試映，快要上映的檔口才捅出了這番不愉快，雙方都表示不大情愿：“我們后期快完成的時候，字幕是最后上的，之前做了很多宣傳的準備，原來想用導演的名字，物料上都打了導演劉奮斗。剪接的階段，他側面傳達過他的意愿，他不認這個版本，其實他也沒看過這個版本。宣傳方面我們不想事情鬧大，一直壓著，現在到了這個地步。

    劉奮斗在采訪中一直執拗地重申著自己的一個立場：“作為當事人，也是曾經的合約上的導演，我劉奮斗不承認是這部電影的導演，我承認和電廣傳媒有過導演合約，也做過導演，但合同要一直要做到把拷貝完成。電廣傳媒也是想保護我，人情領了但道理我不接受，只要是我的東西必須承擔這個后果，有人說萬一票房多好對你不也是好事嗎，但這片不是我的，金山銀海跟我沒關系。我已經拍了素材的90%-95%，說前期拍攝導演是合適的。在片酬上署名前期導演是我自己的要求。”。

    劉沙白說道“作為出品方，我們是按照實際情況來（給劉奮斗頭銜）定性。按合同，如果作為導演他應該把整個過程完成，從拍攝、到剪接，音樂等等，應該執行完，‘前期導演’是尊重事實，我們也間接過征求過他的意見。”

    事件后續：

    片方承諾協商片酬 劉奮斗：只是因為我們不合適

    說到這起合作風波，劉沙白和劉奮斗都說“邪乎了”，在兩位都不是影視行業入門者的經驗里，這都是第一次。

    賈樟柯導演曾針對這幾起導演和制片方的糾紛表示，“現在中國還不能推行制片人制度，因為國內懂電影的制片人太少了。雖然導演某些時候會不理性，但專業水平比投資人高很多。”劉奮斗卻認為，“賈樟柯導演大的概念是對的，但我不愿扯到信任上，過去五年中國電影要回暖，那么多電影公司進來，造成是否有足夠好的高質量的制片人的說法。美國電影制作的制度和整個司法非常像，三權分立，投資人、監制、導演，水平高低無從判斷，可能陳國富導演和華誼的導演合作很默契，但不能說水平誰高誰低，一個導演決定‘結婚’前要面臨這個監制是誰，投資是誰，但大家往往都是閃婚，其實需要多聊一段時間，多了解制片人脾氣和秉性，只是因為我們不合適。現在的情況是中國人不硬氣，不得不為了一筆投資接受一個不適合的制片人，制片人也可能因為主演有黃渤而不得不接受我劉奮斗，這事不純粹。這次對我就是個教訓，必須得和制片人默契了。導演中心制或制片人中心制都可以很好，一個案子用什么中心制不重要，這是個方式，都能拍出好電影。”

    劉沙白至今依然肯定劉奮斗對影片的作用：“他是個非常倔的導演，其實是蠻有才華的導演，我對他個人還是很認可的，這個片子90%還是他的作品，前期是，后期剪輯也是在他粗剪的基礎上做的，底子在那里。”至于沒有完成整部影片制作而沒有完全回收的導演片酬，劉沙白也稱這是最簡單的問題：“我們后期或者會跟他律師結數。不會因為錢的問題鬧矛盾，之前他也預支了一部分。不管怎么樣，片酬我們會協商，多少很容易談。本來預算已經有導演費用，我保證這個（片酬）不會在之后成為任何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