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他人名義辦出銀行卡，甚至是信用卡，這看起來也許不可思議，但在“專業人士”看來，只是小菜一碟。

　　“我不是‘卡販子’，也不是‘盜卡犯’，我是正宗的銀行卡代辦商。”昨日，一名從事代人辦理銀行卡業務的陳某對《第一財經日報(微博)》如此宣稱，而其公司在網站上自稱為一家“融資擔保公司”。

　　原來，買賣他人名下銀行卡的“行業”，已經形成如此的“行業細分”;而進一步的調查則揭示了，這個黑色“行業”得以滋生的前提，是銀行卡這一業務類型在技術和管理上存在的種種漏洞。

　　賣借記卡成“外快”

　　本報昨日頭版《誰辦了你的銀行卡》一文，描述了第一財經記者在淘寶網(微博)上買到他人名下銀行卡及網銀移動證書的過程，這些卡和證書的來源，很可能就是陳某說的“卡販子”。

　　陳某稱，“業內”所說的“卡販子”，指的是買進閑置銀行卡再轉賣出去的“商家”。這批人專門從貪圖小利者那里低價收購閑置借記卡，然后高價賣給“別有用心者”。

　　本報記者在網上搜索“收購借記卡”，發現相當數量的網頁，其收購報價一般為：普通借記卡50~100元一張，帶口令卡的100~200元，帶移動證書的則達到200元以上。“長期收購，越多越好，現金付賬，絕不拖欠。”一家收卡網站如此宣稱。

　　本報記者通過上述網站預留QQ號聯系了一名業務員，該業務員表示，他們最歡迎四大行和招行的銀行卡，如果是沒有任何交易記錄的新開卡，還可以每張額外多付20元。

　　“你去建行辦一張卡只要5元，網銀是免費開通的，賣給我們可得200元。”該業務員試圖說服記者：“你一天辦10張卡，收入就有2000元。”

　　當記者問及卡被收購后是否會用于不法之途，該業務員稱不用擔心，并表示很多客戶買空卡，是為了送禮。在記者反復追問之下，他又透露了另兩種用途：有的企業在收款時，要求付款方將款打入他人名下的銀行卡，可以逃稅;有的網店商家則用他人名下銀行卡開設若干賬戶，互相買賣，炒作信用。

　　雖然上述業務員反復安慰記者，稱出讓借記卡不會給本人帶來任何麻煩，但某銀行的銀行卡部門人士昨日對本報證實，被不法收購的銀行卡還可能涉嫌地下錢莊洗錢，甚至被綁匪用來收取贖金，作案人試圖以他人銀行卡逃避刑偵，而名義持卡人則可能因此涉案。

　　肉眼比對 銀行不識他人身份證

　　但上述“卡販子”在陳某看來頗不入流，他對自己“正宗的銀行卡代辦商”這一身份很有些得意。

　　所謂“正宗的代辦”，就是不搞收購，而是根據客戶需要，直接從銀行辦出他人名下的有效銀行卡。

　　是用假身份證?記者試探地提到坊間傳言。但陳某認為這種說法“很無知”。

　　“現在用的是二代身份證的，辦卡銀行和公安系統聯網，你用假身份證去開戶試試看，銀行馬上報警。”陳某顯得很有經驗，“銀行就看兩點：一是真身份證，二是本人親辦”。

　　收集真身份證，陳某表示自“有渠道”;但“本人親辦”這一條，又如何做到瞞天過海，辦卡時銀行不是要比對本人身份的嗎?

　　“這種比對，完全靠眼睛看。”陳某說，“很多人，即使是身份證照片，同本人都不是很相像。”

　　根據他的經驗，只要性別正確，年齡相仿，外貌并非天差地別，持他人身份證辦卡就有可能不被識破。

　　陳某強調，通過他代辦的銀行卡，張張全新，沒有記錄，不僅可以正常使用，在處理一些特殊資金時也沒有后顧之憂。

　　對于“卡販子”和“代辦商”，銀行方面似乎并未采取足夠的措施加以防范和遏制。

　　就昨日報道中記者網購得到建行借記卡及網銀移動證書一事，本報致電建設銀行(4.49,-0.01,-0.22%)公關部人士。該人士表示，建行已經注意到上述報道，并已聯系事發地分支機構了解情況，待情況了解清楚之后，再告知本報。但截至昨晚發稿時，本報并未得到建行進一步的告知。

　　磁條卡極易克隆

　　那么，本報昨日報道的武漢王愛芬信用卡被“克隆”并遭盜刷68萬元一事，不法分子又是怎么操作的呢?這就是陳某所說的“盜卡”。

　　其中的關鍵在于，磁條卡很容易就能夠“克隆”，只要通過讀卡器讀出磁條信息，再通過復制器寫入空白磁條，就可以“克隆”一張銀行卡。

　　廈門某磁條復制器銷售人員告訴本報記者，銀行卡磁條有三軌信息，其中第二軌是卡號。只要將這三軌信息通過電腦軟件寫到空白卡上，就可以復制一張信息完全相同的卡。不過銀行卡密碼要靠“偷看”或“偷拍”的辦法另外取得。

　　“盜卡”不僅適用于借記卡，還適用于信用卡。一旦成功盜取密碼，或者卡片未設密碼，盜卡者就可以盜用卡內資金或信用額度。

　　作為克隆卡原料的空白卡也極易獲得。陳某稱，網上有很多商家，低價出售出自卡片廠的空白卡或已經銷戶的廢卡，其磁條上沒有信息;這種卡的批發成本“不過幾毛錢”。

　　實際上，磁條卡的安全痼疾早已為銀行界所熟知。一位國有大行山東分行人士告訴本報，磁條卡保密性差，確實很容易被復制。目前央行正在推動的從磁條卡轉金融IC卡的工作，目的之一就是提高銀行卡的安全性。

　　相比于磁條卡，金融IC卡的信息容量要大得多。“如果說，磁條卡儲存的是文字的話，金融IC卡就可以儲存照片。二者存儲信息量，不是一個量級。金融IC卡的芯片相當于一個微型電腦，保密性較強。”上述國有大行人士稱。

　　事實上，金融IC卡在我國存在已有多年，但遲遲難以推廣的主要原因是成本較高。

　　“一張普通的磁條卡成本只有幾塊錢，而一張金融IC卡的成本要十幾塊錢。”一名金融IC卡芯片廠商人士對本報表示，除了卡片成本，銀行更大的成本是對ATM等終端進行改造，以及宣傳推廣費用等。

　　但亦有銀行人士稱，當年在推磁條卡之初，成本也較高，但一旦成規模之后，卡片的成本也會適當地降下來。如果金融IC卡能大規模生產，成本必然也隨之下降。

　　個人信息保護立法無人問津

　　以他人名義辦卡和盜用他人銀行卡的行為，還涉及個人信息盜用，而我國個人信息保護的整個大環境和系統安全仍然十分脆弱。

　　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出臺，將國家機關和企業工作人員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納入了刑事范圍，犯罪者最重面臨七年有期徒刑和罰款。但自2009年以來個人信息盜賣、泄露的情況依然遠未杜絕。

　　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周漢華對本報評論稱，在個人信息泄露方面，刑法制裁只是最后防線，現實中的薄弱環節是事前和事中管理，而相關的立法目前卻沒有進展。

　　早在2005年，周漢華負責的課題組就已完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信息保護法(專家建議稿)及立法研究報告》，但由于國務院信息辦2008年被撤銷等原因，《個人信息保護法》至今仍未出臺。

　　結合世界各國的相關立法經驗，周漢華認為，《個人信息保護法》應在幾個關鍵環節作出明確規定。一是要建立專門的管理機構;二是要嚴格規范公民個人信息的采集行為，要明確規定哪些部門或機構有權采集公民個人信息，有權采集哪些信息，用于什么目的，能否與第三方共享，采集之后有哪些保護義務等。

　　“目前缺少推動主體，沒有明顯的立法動作。”周漢華說，“當年的人都干別的事去了，領導也去了別的部門，只有學者、媒體和個別的官員在呼吁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