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真正的金子發光”

　　個人“造假”現形后的代價表面看上去并不算高，但卻對中國申請者的整體聲譽帶來了嚴重的打擊。

　　幾乎每一家留學中介、代考機構的網站上，都能列出他們引以為傲的“成功”案例，并承諾，造假是“非常安全”的。

　　沒有確切的數字說明“造假”成功率多高，但“教育和申請透明組織”發布的“招辦內參”中承認，即使嚴陣以待，申請造假識破的難度依然很高，“在通常情況下，涉及造假的材料之間能做到互相呼應和關聯，并且學生在面試中引用這些捏造、被過分修飾和夸大的材料，使得‘造假’成為一個難以發現漏洞的、系列的、整體的行為，而限于人力、物力、財力，部分大學沒有辦法做到逐一核查材料的真實性”。

　　在美國“隱私”政策保護之下，唐哲班里那位“悄悄消失”的中國留學生不會在中國留下“案底”，他依然可以重新參加中國高考，開始全新的大學生涯。

　　個人“造假”現形后的代價表面看上去并不算高，但卻對中國申請者的整體聲譽帶來了打擊，危害著每一個中國申請者進入美國大學的機會。

　　唐哲的美國同學告訴他，在美國，他們從小就受到這樣的“誠信教育”——抄襲和作弊被學校紀律委員會視為與強奸、吸毒一樣惡劣的行為，都要面臨停學、退學等嚴厲處罰。而一些學校在考試中甚至沒有“監考老師”，更沒有成績排名，這也養成了他們中大多數人不抄襲的習慣，“考分有那么重要嗎?”美國同學的反問讓唐哲一時語塞。

　　在政治經濟學中，有一個著名的現象叫“逐底競爭”，形容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下，為了尋找最高回報率，競爭參與者以犧牲道德、觸犯法則的代價，換取更大利益。中國學生和幫助中國學生的中介機構，都處在這樣一場逐底競爭中。香港大學的巴肯博士在研究中國的著作《模范社會》中分析：“中國的道德是一個社會化的道德，是在別人的注視下形成的，很大程度上來說，‘做什么樣的事’比‘做什么樣的人’更被重視。對很多人來說，做誠信的人遠沒有做‘成功’的事來得重要。”

　　為應對“造假”，2012年開始，美國教育考試院緊急推出SAT“新政”，要求考場反復核查考生證件和照片，將照片與大量大學和高中分享以加強身份核查，并開始把SAT成績單寄回考生高中進行備案。

　　2009年起，布朗大學要求面試時學生攜帶個人身份證件，并要求面試官當場拍照核對照片。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對策是“群面”，在一個房間里內圈坐面試官，外圈坐申請者，輪番問答交談，每個申請者都需要獲得多個面試官的綜合意見。

　　蒙特荷約科女子學院采取“壓力考試”的招生考察方法，對于進入終審的學生，招辦人員會突然飛到中國把這些學生放進一個房間統一進行英文寫作考試，在學生沒有太多時間準備的情況下考查真實寫作水平。

　　“只有親自當面考查學生的能力，才能對招到的中國學生放心。”該學院招生官麥克卡弗里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一片負面聲音之下，一些中國申請者在行動。2011年，北京一群高中生自主成立了一支留學申請DIY小組，他們在網上發布了一封拒絕中介、拒絕造假的“留學公開信”，還制作了視頻，告訴招生官們，他們多么痛恨作假，認為這毀壞了中國學生的信譽。

　　然而，面對繁多的草根“倡議”和“保證”，美國大學承認，去逐一相信這樣的個案讓他們“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果沒有相應的正規核查流程，個人承諾顯得蒼白無力。

　　美國教育者已經開始聯合行動。“教育與申請透明組織”等教育機構已協同美國一批知名學府，啟動“VeriApp申請認證系統”，至今已在美國高校中試運行一年。認證系統將美國高校與中國高中進行數據對接，將中國申請者的信譽記錄在所有高校間共享。

　　申請者在這一系統中填報自己的個人情況，并通過數據庫搜尋、電話訪談、文件模板比對等方式，核實這些重要申請材料的真實性，最后形成一份反映調查過程和結論的“誠信報告”，提供給學生申請的美國高校。

　　除了提供學生誠信證明和學生信用檔案查詢之外，報告也包含了針對中國國情和申請者所在地區教育資源背景的介紹。所有的嘗試和努力都是為了一個目標：“讓真正的金子發光”。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唐哲、程新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