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端波：回顧明清時代以來的歷史，以貴州省為中心的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國家化”過程，漢移民大量移入及其文化的滲透影響，“苗疆”這一重要的地緣政治概念的形成及其“改土歸流”等一系列重大社會變革，無一不與這條驛道有著密切的關系。并且，數百年歷史的連續不間斷的影響，尤其是明清時代各地漢族移民的大量移入和漢文化向周邊少數民族地區的傳播和滲透，除了在驛道沿線留下了大量歷史文化積淀外，在漢文化這一坐標系上，各個非漢族群因所受影響不同，也形成了具有顯著的地方或族群特色的文化個性。而民族及族群間的互動關系也頻繁而復雜，長期歷史過程所造就的深厚文化積淀、多樣性及族群/民族關系的復雜樣態，已遠非可以用局部視野來覆蓋了。因此，我們才首次提出了“苗疆走廊”這一概念，通過對分布在這一特定地域內的國家及民族、族群社會間相互關系的考察，從多學科角度探討地域內的社會與自然生態間的關系，各族群/民族文化間的共生及相互影響過程。

　　從地緣概念到文化概念的轉換

　　主持人：“苗疆走廊”的內涵是如何界定的?它有什么特點?

　　趙旭東：從地域空間上看，“苗疆走廊”主要指明代以后正式開辟的由湖南辰州(沅陵)、沅州(芷江)東西橫貫貴州中線的所謂入滇“東路”或“一線路”，沿這條古驛道形成了一條穿越數省、長達千余公里，周邊面積達十余萬平方公里的狹長地帶。

　　曹端波：“苗疆”作為一個重要的地緣政治概念，是在明清時代，尤其是清代以后才逐步形成的。自明季開始，“苗”逐漸取代過去的“蠻”成為漢民族對南方非漢族群的泛稱。“苗”最初作為泛稱出現的地域，可能就始于辰沅至普安段“一線路”之周邊地區。其后，“苗”之指稱范圍逐漸擴大至整個中國南方的非漢族群，而“苗”之分布地域，也稱之為“苗界”或“苗疆”。清代以后，“苗疆”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地緣概念，其范圍涵蓋了貴州全省及周邊省份的鄰接地帶。由此可以說，“苗疆”這一地緣概念的形成，恰好是和上述湖廣入滇的這條驛道有著直接的因果關系。

　　所謂的“走廊”，在地理學上原指的是連接兩個區域中間的狹長地帶。“苗疆走廊”并非是依地理走勢“自然”形成的。可以說，它最初就是在國家軍事政治力量等的強力介入下，以交通線為中心，將平原、丘陵、山地、高原臺地等不同地貌相勾連，在文化上形成既有族群多樣性，又具有地域共性，并在沿線保留了大量的歷史積淀的、呈帶狀相連的區域。因此，這種類型的“走廊”更多地受到政治、經濟等各種社會因素的影響。

　　楊志強：對于“苗疆走廊”的特點，目前只有一些很初步的看法。首先，“苗疆走廊”的開辟及其隨之而來的貴州建省，對推進包括貴州省在內的整個西南地區的“國家化”或“內地化”進程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可以說，“苗疆走廊”不僅是維系中原與西南邊陲的重要通道，并且它對位于這兩者之間的“苗疆”地域的社會變遷及“國家化”過程都帶來了多方面的重要影響。

　　其次，自國家權力用政治軍事力量強力打通“苗疆走廊”后，它不僅是連接中原與西南邊陲的一條重要通道，同時也形成了一條穿越了眾多“異文化”，即非漢族群分布地域的狹長的“漢文化走廊”地帶，并不斷影響和輻射周邊地區。乾隆時期，受內地漢族人口劇增的壓力影響，大量漢民開始自發流入“苗疆”各地。而橫貫貴州省中線的這條“苗疆走廊”也成為湖廣等內地漢民進入西南的主要通道。因此，“苗疆走廊”不僅是一條物流通道，更是漢人移入西南的“人流”大動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