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華社北京3月4日電

　　新華社記者

　　步入經濟發展新常態、奮力轉型的當下中國，吸引了國內外更多的聚焦和疑問。

　　堅持問題導向，破解發展難題。

　　兩會內外，直面這些“當下之問”，有助于我們認清前行的路徑、發展的家底和前景。

　　一問：中國發展是否會跌入“第二梯隊”?

　　2014年，中國7.4%的經濟增速創24年來新低。與之相伴，近期不斷有國際機構和境外媒體預測，2015至2017年印度將超過中國成為全球增長速度最快的主要經濟體。

　　“中國龍”要被“印度象”趕超了嗎?進入減速換擋周期的中國經濟，是否發展會落入“第二梯隊”，增速在全球不再“一枝獨秀”?

　　“從增長速度上看有可能，但沒什么可驚訝的。”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說，印度和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不一樣。中國已過了追求速度的階段，而受益于經濟改革、油價下滑和年輕勞動力的紅利，印度的增長速度正在加快。

　　在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所所長陳鳳英看來，21世紀初，中國經濟高增長時，就有和印度經濟的“龍象之爭”說法，如今這一話題被重提，不排除是“中國威脅論”的一種“障眼法”。“從增速上看，印度在不遠的未來肯定會超過中國，但在經濟總量上，二者并不具備可比性。”

　　2014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63.6萬億元，折合10.2萬億美元，相比之下印度國內生產總值只有2萬億美元，相當于中國經濟總量的五分之一。

　　“這種差距就好比上世紀90年代的美國和中國，規模效應決定中國經濟不可能持續高增長。”陳鳳英說，經濟規模越大，增長越緩慢，每前進一個百分點，都對應著巨大的增量。

　　要實現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測算顯示，年均增長速度只要7%左右就夠了。這樣的增速也為調整經濟結構留下空間。

　　“中國經濟已經過了單純追求速度的階段，更要追求增長質量。”李揚說，新常態為中國勾畫出面向未來更高發展目標的戰略規劃，中國需要擺脫速度情結，告別換擋焦慮，用平常心看待發展速度，更注重經濟提質增效，力爭在經濟發展質量上進入世界“第一梯隊”。

　　二問：中國市場吸引力風光不再了嗎?

　　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的2014年第四季度國際收支數據及全年國際收支數據中，資本項目出現四季度912億美元逆差和全年960億美元逆差。

　　數據發布后，有市場人士驚呼：“中國遭遇了史上季度和年度最大規模資本外流”。

　　事實果真如此嗎?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今年1月公布《全球投資趨勢報告》稱，受消費需求低迷、匯市震蕩以及地緣政治不穩定等因素影響，2014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同比下降8%，至1.26萬億美元，為200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就連一直是全球吸引外資第一大國的美國，外商直接投資總量也大幅下跌近三分之二，僅為860億美元。

　　與此同時，去年我國外商直接投資則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達1200億美元左右的規模，成為全球最大的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地。而且我國吸收外資增長主要體現在服務業領域，目前已占到總量的56%，制造業領域的投資則下降到36%。

　　全國政協委員、華東師范大學國際金融研究所所長黃澤民說，去年我國成為全球最大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地有其偶然性，但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盡管勞動力成本有所上升，但我國市場潛力巨大，基礎設施完備、產業配套能力強、投資環境能力良好等綜合競爭優勢仍然明顯。

　　“總的來看，撤出中國的往往是單純依靠廉價勞動力和環保要求低等傳統優勢賺錢的外企。這說明中國轉型升級開始倒逼外資優勝劣汰，進入高端投資時代。”黃澤民說。

　　如何建立與國際通行規則相適應的外商運營環境，地方招商引資政策如何從傳統的有利于引進制造業過渡到有利于引進現代服務業，這才是決定未來中國能否繼續成為全球最佳投資目的地的關鍵考驗。

　　三問：中國會出現“地方政府破產”嗎?

　　中國財政收入現23年來最低增速、土地出讓金增幅罕見大跳水，全面清理地方融資平臺、地方債務進入償債高峰……2015年，隨著中國經濟增速的放緩，中國地方債風險有可能上升，成為西方一些國家“唱空”中國經濟的重要理由。

　　2013年7月，美國“汽車之城”底特律提出破產保護申請，成為美國歷史上申請破產保護的最大城市。擊垮這個昔日美國制造業核心城市的不是別的，正是其背負的上百億美元巨額債務。面對今年更為嚴峻的財政收支形勢，中國會出現類似的“地方政府破產”嗎?

　　還是讓數字來說話。當前在國際上，一般用負債率來衡量一國債務風險，公認的警戒線為國債余額占GDP比重不超過60%。2013年6月底，全面審計摸底出的全國政府性債務規模超過20萬億元，其中地方政府性債務超過一半，占當年GDP比重約為34%。

　　而2013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次公布的對中國政府債水平數據的評估也認為，中國的廣義政府債務，包括中央和地方預算內和未列入地方預算內的，如地方基礎設施建設支出等全部債務，大約占GDP的45%。

　　“總體看，中國債務在可控范圍之內，即便是償債高峰，也不會出現系統性風險。”全國人大代表、山東省財政廳廳長于國安說，控制地方債務風險，最關鍵的是要把新增債務控制起來。

　　“中國不會像美國一樣出現地方政府破產。”財政部財科所所長劉尚希說，中國整體政府性債務占GDP比重仍低于發達國家，而且和美國不同，中國地方政府性債務主要用于投資，相當一部分投向有回報的基礎設施領域，未來收益可以用來償債。

　　盡管風險可控，我國潛在的地方債務風險的確不容忽視。

　　事實上，對大多數地方政府而言，償還地方債務的資金，相當大比例來自于土地出讓收入。2014年房地產市場的黯淡，給一些過于依賴“土地財政”的地方一記重擊。2013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增長44.6%，2014年這一增幅則跳水至3.2%。

　　劉尚希說，地方政府必須保持足夠的警醒，早日走出土地財政依賴癥，通過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創新驅動去拓展財政收入來源，邁向更可持續的增長。

　　四問：“中國制造”被小小馬桶蓋打敗了嗎?

　　春節前后，關于中國赴日游客搶購馬桶蓋和電飯煲的新聞意外地成為熱點，甚至引起大家對“世界工廠”為何做不好一個小小馬桶蓋的反思。有的認為搶購背后其實是中國制造業的悲哀，說明“中國制造”復制能力強，創新能力弱;有的反駁說這些馬桶蓋和電飯煲其實都出自中國工廠，“中國制造”的能力并沒有那么不堪。

　　到底孰是孰非?因為工作的關系，遼寧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梁啟東經常出國參加學術活動，這兩年他發現了國外市場上的一些變化——鞋類、衣服、玩具等低附加值商品“Made In China”(中國制造)少了，來自越南、印尼等東南亞國家的多起來了;而國內一些知名品牌在外國電子用品商店里亮相的越來越多，一些國家領導人甚至在演講中頻頻提及中國在高鐵、核電等高端裝備制造業方面的成就。

　　“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進入了中高端，靠低成本競爭的時代正在過去。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產品正在不斷改變著‘中國制造’的形象。”梁啟東說。

　　面臨著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前后夾擊”雙重挑戰的中國制造，要想在新的格局中勝出，唯有加快實現由大變強，依靠創新形成獨特的智造技術和制造業升級路徑，尤其要重視智能制造人才的培養。

　　“對唱衰‘中國制造’的論調不必太在意，競爭最終是要靠實力說話的。”全國人大代表、寧夏回族自治區副主席王和山認為。他建議，中國的制造企業還要學習德國企業那種一絲不茍的態度和日本企業精益求精的作風，政府也要加強市場監管，讓更多質量好、服務完善、講究誠信的品牌占領越來越多的國內市場。“只有這樣，消費者大老遠跑到國外去買馬桶蓋的現象才會越來越少。”

　　五問：反腐敗拖累中國經濟發展嗎?

　　反腐高壓態勢之下，社會上也出現了一些言論：有的說八項規定執行得太嚴格了，不僅飯店、酒店生意大受影響，一些花農、苗圃經營者的生活都無以為繼;有的說現在地方干部都不敢做事了，項目到了手里都不敢審批，怕多做多錯，結果影響了地方經濟發展……

　　但是記者經實地調研后發現，真實情況與上述論調相差甚遠。就拿大家公認的受到沖擊較大的餐飲行業為例，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2012年全國餐飲收入同比增長13.6%，2013年則降至9%，但到了去年，這一增速回升到9.7%。

　　更為重要的是，過去三年中真正受到沖擊的是限額以上的高端餐飲業，增速經歷了從兩位數增長到負增長再回到10%左右增長的變化過程，而限額以下的大眾餐飲業的增長率則已接近15%，適合老百姓家庭消費的餐廳顧客盈門、需要等位也是全國的普遍現象。

　　由此可見，反腐敗真正影響的是“腐敗經濟”，真正斬斷的是“不正當利益”的輸送渠道。國際知名咨詢公司貝恩咨詢今年初發布的《2014年中國奢侈品市場研究》更為清晰地說明了這一點——中國奢侈品市場自2000年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其中降幅最大的正是以往經常作為禮品相送的高端腕表和男士服裝。

　　而隨著反腐力度的加大，一些踐踏公平競爭原則的市場主體將被驅逐，企業的隱性稅負可以降低，“劣幣驅逐良幣”的局面有望徹底扭轉，這從長遠上來說才是真正有利于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

　　對于反腐造成一些官員不敢作為、不愿作為的觀點，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市松江區區委書記盛亞飛認為這完全是“牛頭不對馬嘴”，“如果還有官員認為拿了好處才能辦事，那就要堅決把這些人從位置上拉下來。”盛亞飛說，現在一方面要治貪，另一方面也要治懶。只要內部考核加強，就能夠確保無所作為的庸官位子坐不住、坐不穩。(記者季明、韓潔、陳夢陽、陳二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