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信奉“存錢不如存人，人多好辦事”，這對夫妻生了11個孩子，從此掉進“黑暗的陷阱”。

　　□懂事的大女兒突然有一天像“吃了火藥一樣”，離家出走了。她誓言：“我要讓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后都羨慕我。”

　　□成績好、夢想著“當兵”的老二，被這個貧窮的家庭秤砣般往下拽，他離自己的夢想越來越遠。

　　□“冰火兩重天”的老五可以突然抄起板凳，砸向80歲的老人，說“我心里只有仇恨。”另一方面，她又如水般依戀這個破碎的家，說“我以后一定不會離開這個家，我要照顧他們所有人”。

　　□我們記錄這個灰色的扭曲的家庭，不是新聞人在獵奇，而是希望更多的人、機構能參與反思：這個極端家庭出現的時候，“我們”在哪里?“我們”還能做什么?11個孩子怎么辦?

　　張杏子很多時候都覺得，這個家快“垮”了。

何家的全家福，照片缺了父親何洪、大姐和被送走的老十一
 

　　11個孩子的衣裳、丈夫撿回來的破爛衣服和鞋，被她一道胡亂塞進裝化肥的口袋，活生生壘出一座1米多高的“小山”;中午剛煮過面的鍋隨便用渾水沖沖，在結滿污漬的桶里抓一把米，就開始熬粥;孩子放學回來，尖叫聲、哭鬧聲此起彼伏，她沉默地往灶里添柴，頭也不抬一下。

　　這個47歲的女人說自己太累了，連“最后一丁點兒精神”也沒了。

　　一個半月前，四川遂寧蓬南鎮大山深處的三臺村，熱鬧的年味被一場血案攪破。呼嘯而過的警車帶走了涉嫌故意傷害罪的何洪，也讓這個擁有11個孩子的家庭，沒有了爸爸。

　　哭腫了雙眼的張杏子開始信命。在她眼里，這一切似乎都是“老天爺的懲罰”：要不是孩子生多了，家里太窮，何洪哪會帶上兩個小女兒去村里的廟蹭吃蹭喝，又怎么會和守廟人發生沖突。

　　要不是孩子太多，還沒時間教育好，讓家里在村子和鎮上的名聲“太難聽”，成績優秀的大女兒也不會覺得“別人看不起自己”，扔下學業和全家人，一走了之。

　　她整宿整宿地睡不著覺，生怕一睜眼家里的米桶就見了底，沒有經濟來源的全家“活不了幾天”。她更怕做飯的間隙一抬頭，摸不準心思的老五、內向的老三也學老大，一聲不吭地離開了家。

　　“這個家不是家，就是一個黑暗的陷阱。”是這11個孩子的母親如今最常說的話。

　　被11個娃一點點填滿

　　許多時候，這個藏在金黃色油菜花田后的兩層磚房，和大多數留守家庭一樣寧靜，張杏子安靜地洗衣、喂豬、做飯。

　　半年前被小混混捅了一刀的四兒子，倚靠在“衣服山”上，從一個麻布口袋里掏出干癟的花生，緩慢地咀嚼。

　　屋子前扔滿了破洞的塑料盆子、爛自行車以及半截鋤頭，那都是何洪這20來年從外面撿回來的“寶貝”。張杏子赤腳從上面走過，神情漠然地把晾干的衣服揉成一坨，扔向四兒子的身后。

　　直到太陽從山頭落下，一連串笑聲打破寧靜，7個還在上學的孩子陸續回家了。又到了張杏子一天之中“最頭痛的時間”，孩子們扭作一團，老五推老六一把，老八又踢了老九一腳，家門口的柜子和鍋被撞得砰砰作響，不到5分鐘，哭聲就冒出來了。

　　張杏子坐在不遠處燒火，她已經習慣了孩子的哭聲，“都聽十幾年了，能有啥反應”。

　　最早生下孩子時，丈夫在鎮上的工地打工，她一個人操持家里的幾畝田地，公公婆婆走得早，這個年輕的媽媽用背篼裝上孩子，放到田地旁邊的樹下，一邊看孩子，一邊干農活。

　　哭聲就是從那個時候開始進入她的生活的。孩子一哭，她丟下手里的活，急匆匆看娃，農活根本干不完。

　　孩子一年年多了起來，自打1995年底跟著何洪來到四川，5年間他們一口氣生了4個孩子。她和丈夫狠下心，在背篼底下鋪上枯草，把孩子放進去，冬天再加一床小被子，幾個破洞的背篼就擱在屋里。關上門，一路小跑到田里，只有這樣，她才能“快點干活，早點回去帶孩子”。

　　可就算把鋤頭揮得再快，張杏子也知道，“娃娃該受的罪一個都跑不脫”。

　　幾乎每天中午從地里回來，她看到的都是這樣一副景象：背簍里全是屎和尿漬，蹭了一身的孩子哇哇大哭，滿屋子都是臭味。

　　那幾乎是她最忙的一段日子，她像“發了瘋”一樣洗孩子的衣服，每天中午都只吃冷稀飯和咸菜，因為不生火的話，她能省下不少時間，多洗幾件衣裳。

　　丈夫每天回家都會捎來“戰利品”，有時候是小孩的衣服，有時候是破家具和爛鞋子。張杏子愛干凈，她會把撿來的東西分類歸置好，屋前要掃得干干凈凈，趕上空閑，就去賣掉廢品。

　　當時，破鞋子的價格是一角二分錢一斤，張杏子滿心歡喜，只要自己背得多一些，回來的時候，一定可以給孩子們從鎮上帶點吃的。

　　但如今，回憶起過往種種，這個滿頭油垢的女人只覺得“可笑”，“都是命中注定的，娃兒生多了，自然就在造孽”。

　　她至今記得那個午后，從田上回家，左找右找也不見三女兒，最后，她在門前的坡底找到了女兒，“丁點兒大”的女兒活生生從坡上摔了下去，頭破了洞，血流了一地，卻一聲不吭。

　　沒多久，六女兒爬上了二樓的窗戶，隨后重重地掉下，后腦勺的傷口像關不上的水龍頭，血一個勁兒地往外涌。

　　“落下去的人為啥子不是我嘛!”張杏子的右眼已不太靈光，眼淚順著臉上的皺紋流下。

　　家里的二樓后來被夫妻倆用廢品填滿了，孩子再也上不去了，可張杏子心里清楚，“家要不行了”。

　　孩子還在一個接一個的生，她洗衣服的速度已經跟不上衣服弄臟的速度了，丈夫收回來的廢品她也沒心思再收拾，屋外的空地就這么一點點，變成了一座垃圾山。

　　一樓的家里也塞滿了收回來的爛衣服，一下雨，濕衣服就漂在地上，從屋內流到屋外。廚房、客廳、飯廳，也一個接一個地從這個家里消失，灶臺如今被安置在成堆的垃圾廢品中，洗菜、切菜的地方則在豬圈旁。

　　“不害怕，我心里只有仇恨”

　　從1996年開始，陸陸續續有11個孩子在這個家庭降生。張杏子不止一次地勸過丈夫，別生了，別生了。可何洪每次都罵她腦子笨：“存錢不如存人，錢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多不求人。”

　　直到2012年，43歲的張杏子生了最后一個孩子，那是女嬰。在和政府的“談判”中，何洪同意給妻子做節育手術，條件則是解決家里幾個孩子的戶口問題。

　　“我當不了家，他要生我也只能生。”張杏子低下頭，悶聲道。

　　這個只有小學文化的農村女人能做的，不過是把白米粥熬濃些，咸菜多放一點點，讓孩子多吃些。

　　如何填飽肚子，一直是這個家庭的頭等大事。何洪經常帶上兒女去村里的廟蹭吃蹭喝，有時候是老五老六，有時候是老八老九。大年初九那天，是老五老六跟著一起去了廟里。

　　口角也一如既往地發生了。

　　守廟人脾氣不好，老跟這家人作對，有時候張杏子去收吃剩下的飯菜，他拿著木棍在里面攪來攪去，“看看有沒有偷我們的碗筷”。這回，老五老六又在廟里跑跑跳跳，守廟人火氣躥上來，難聽的話一句跟著一句往外蹦。

　　喝多了的何洪沒忍住，和守廟人扭打在一起。慌亂中，守廟人拿刀砍向了何洪的后腦勺。

　　誰也沒注意到，13歲的老五突然抄起板凳，朝80歲的守廟人砸了過去。

　　啪啦一聲，守廟人倒地，發出幾聲哀嚎，紅色的血慢慢流出。一旁的何洪撲了上去，給了守廟人致命一刀。

　　“不害怕，我心里只有仇恨。”老五平靜地說。

　　這個扎著馬尾辮的姑娘說，自己已經“受不了那些人的欺負了”，她見過守廟人不停羞辱家里人，母親卻只低著頭不敢辯駁;她見過村里人來數落家人，還威脅“你要敢打我，我喊我兒子抓你們”;她見過上幼兒園的弟弟被老師要求背對黑板一學期也不發書、見過跟自己最親密的老六被單獨安排在最后一排、見過班上同學一見到她就喊“×××來了，快跑，哈哈哈”。

　　事實上，何洪在修廟時，曾幫著挑水、砍樹，出力，廟里的人曾許諾，他可以去吃飯。“我不知道他們為什么要這樣對我們。”老五咬著嘴唇說。

　　她也曾努力想要融入學校的集體，可她穿得太臟了。這個青春期的少女曾沖著母親大發脾氣，“給我錢，我要請同學吃飯”。

　　錢最后是要到了，可老五說，“我在學校沒有朋友”。

　　當著記者的面，她握緊拳頭，朝七妹的腦袋狠狠砸去，“就像這樣，仇恨!”她仇恨學校嘲笑她的人。

　　似乎每個村里人都不訝異老五的拳頭。有村民說，自己親眼看到老五帶著弟妹來偷自家的果子。他生氣，想教訓下個頭最大的老五，結果，“你一兇，那個老五比你還兇”。

　　“太嚇人了，這么小的女娃娃，哪個惹得起嘛。”他給自己兩個兒子下命令，不要再跟何洪家的孩子一起玩。

　　血案發生前，老五整日帶著弟弟妹妹滿村轉悠，他們看到李樹就去摘果子，路過苞谷地就掰幾根玉米棒子，鄰居家的田地對他們來說更像是游樂場。

　　直到鄰居找上門，張杏子終于發現了幾個孩子干的“好事”。有人在屋外破口大罵，“一根苞谷吃不飽，一張賊皮背到老”，她在屋里默默流淚，摁住孩子，一句也不敢還口。

　　這個外地女人已經把訴求降到了很低很低，“只要娃娃不討人嫌就好了”。鄰居罵完，她哭著訓斥孩子，不準他們再偷東西。

　　但小孩的舉動已經在這個上千人的村落，傳開了。

　　提起這家人，一名正在犁地的村民忍不住皺眉，“太沒教養了，跟這些娃娃是講不通道理的”。

　　村子有關于這家人的各種說法。有人說，何洪是“罪魁禍首”，“他一天到晚都喊那些娃兒去偷東西”;還有人神神秘秘地說，計生辦的人曾經都給張杏子上了環，又被何洪取下來了;還有人懷疑，這家人不停生娃，就是無賴想靠政府養起，“一家人都莫出息”。

　　張杏子越來越覺得這一切都是“老天的懲罰”。“丈夫最初為了補貼家用，連死人錢也賺”。方圓幾里有人過世，都是他去給死者理發修面，家屬要一把火燒了遺物，他卻搶著拿回來，為的是給家里省幾件家具。

　　“這不就是報應嗎!”眼淚啪啪往下掉，她的喉嚨快發不出聲響了，這個矮小的女人說自己“從來沒做過什么壞事”，只除了一件，“娃娃生多了”。

　　“我要讓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后都羨慕我”

　　上初中的大女兒仿佛一夜間多了不少心事，可張杏子只是感覺“很久沒和老大說說話了”。她太忙了，女兒的生日是很難想起的，如果記起就煮個雞蛋。11個孩子的名字她也常常搞混，她說自己腦子“不好使”，家里撿的狗連名字也顧不上取。

　　她常安慰自己“大女兒最乖，沒什么問題”，以至于沖突爆發的毫無預兆，一度讓這個農村婦女“搞不清狀況”。

　　那個下午，懂事溫順的大女兒像“吃了火藥一樣”，向張杏子噼里啪啦發泄著心中的委屈，女兒聲音很大，眼淚唰唰地流。

　　“一個禮拜吃飯只有10塊錢，我天天在學校餓著肚子看人家吃肉，你曉不曉得!”

　　“從小到大一件新衣裳都沒得，天天臟兮兮的，沒得朋友，老師還把弟弟的位置調到最后一排，我們一直被人家看不起!”

　　“你曉不曉得，你們生這么多娃兒，別人天天都在背后嘲笑我們!”

　　女兒哭得上氣不接下氣，張杏子用手使勁兒摁住“疼得要裂開”的胸口，好像下一秒就沒法呼吸，老大的話像刀子一樣在割她，“我要出去打工了，我一個人也可以過得很好，我要讓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以后都羨慕我”。

　　17歲的老大扭頭走了，那是2013年。

　　家庭的傷口越撕越大。老四自從去年在職高被人捅傷后，一直在家休養。半年前，老四開刀后，為了止疼，何洪做主讓醫院給孩子打了過量的止痛針。

　　一回家，張杏子就發現兒子變了：臉肥了一圈，舌頭總像被夾著，說話也不清晰了。更可怕的是，老四的脾氣“變差了”。

　　夜里，動過刀的腸胃開始發疼，老四把木板搭成的床搖得丁零當啷，他怒吼幾聲，站起身，一把提起十一歲的妹妹，像“老鷹抓小雞”一樣，狠狠地砸向地面。

　　張杏子勸不住，她的聲音吼再高，也沒人聽她的。這個頭發凌亂、眼睛布滿血絲的母親，就這么眼睜睜地看著，老五老六撲上來，和摔了老七的四哥扭打成一團。

　　她知道，“老四以前不是這樣的”，雖然成績差一點，但對弟弟妹妹卻從來沒有壞心眼。去年因為媒體報道，才讓老四和輟學在家的老二有了去讀職高的機會。

　　何洪當時特別興奮，為了湊800元學費，他把幾個兄弟家又跑了一遍，可臉上始終是笑著的。

　　在那之前，因為低保、戶口、溫飽，何洪常常“求人”，他從親戚家求到鎮上、縣里，不斷地作揖、下跪、磕頭，還時不時寫信打電話，他家里的電話薄堪比縣鎮機關部門辦事通，從縣領導一路到村支書，每個人的辦公電話和私用手機，他都有。

　　每封寫給政府的信的結尾，他都說，“希望這群無辜的孩子在黨的陽光下能夠生活、成長、成才”。

　　張杏子回憶，打從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何洪的薄荷水生意做不下去了，他的主業變成了“天天跑政府”，“除了求政府幫忙，我們還能做啥子?”

　　但在政府的眼里，這是“無賴”的表現。蓬南鎮一位副鎮長，此前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政府也相當頭痛”。他說，何洪“很無賴”，隔三差五就到鎮政府要補貼，如不同意就到縣里信訪，“我們很多時候只能息事寧人”。

　　靠這辦法，何洪“求”來了頭幾個孩子的戶口，和全家一月880元的低保。

　　可唯獨他最關心的“孩子的出路”問題，始終沒有解決。

　　何洪對最大的兩個兒子有過很多設想，從考大學到開挖掘機再到學技術，他的中心思想是“賺錢”。所以，那個能送兩個孩子去職校學技術的機會，他想都沒想，一口便應了下來。

　　只是誰也沒有想到，在職高，兩兄弟被學校的小混混盯上，收保護費不成，對方動了刀子，老四急眼了，撲上去搶刀子。

　　他的血也流了一地，整個宿舍都是紅色的，腸子外翻，二哥每次回憶起眼眶都是紅的，“老四傻啊，造孽啊”。

　　老四回來還沒過完春節，父親也進了看守所，這個家眼看著，就要垮了。

　　剛滿18歲的老二以一種超乎想象的速度“成熟了”。他撿起了父親的電話薄，用破塑料袋分類裝好弟弟和父親的材料，沿著父親的路子開始向村上、鎮上、縣里求人。

　　因為媒體的曝光，何家人已成了當地“丟人的事情”，有人沖著這個男孩罵道：“你父親是殺人犯，你們一家都是渣滓，不配得到政府的幫助。”

　　1米6出頭的老二最近一個半月瘦脫了形，為了“救”父親，他自己翻出破了邊兒的法律書籍，每天跑完政府就回來看，盡管，那上面的內容對他來說更像是“天書”。

　　這本不該是他要走的路。

　　成績中上的老二被父親寄予了“考大學當能人”的重任，后來家貧輟學，父親也送他去安徽，“跟著村里人見見世面”。因為年紀太小找不到合適的工作，再回到村里時，這個少年平靜地接受了父親新的安排——跟著他“跑政府”，順路撿垃圾。

　　他不止一次地在街上碰見了以前的同學。每次，他都會提提背簍，弓著身子，把頭埋得很低，腳步加快，躲同學。

　　“幸運”的是，好幾回都跟對方擦肩而過了，也沒人喊住他。

　　這個18歲的少年說，自己已經逐漸忘記“要去北京當兵、保衛天安門”的夢想了，盡管手機里還存著合肥高樓大廈的圖片，但他心里清楚“再也不可能看到那樣的風景了”。

　　這個家庭秤砣般拽著掙扎向上的老二，他離自己的夢想越來越遠了。

　　被現實“催熟”的他明白了一些事情。比如，初中“考過年級前30”的他頭一回發現，“求人辦事好難好難啊”，難過了任何一道考題。

　　“不曉得哪門回事，我爸爸想讓我們家人多力量大，結果我們一家現在是村里頭最讓人看不起的家庭。”他苦笑。

　　“存錢不如存人，真是想錯了”

　　老二手里有幾封父親從看守所寄回來的信，信上是出人意料工整的筆跡，父親絮絮叨叨地告訴兒子，“一定要保護照顧好媽媽”，“要守法，犯了法很可憐，法律沒有人情可講，像水電一樣無情”……

　　“存錢不如存人，真是想錯了。”每一封信都有這樣的感嘆。

　　“哎，可惜晚了。”張杏子嘆息道。

　　在生孩子這件事上，沒有人勸得住曾經的何洪。 “這些娃兒出一個能人，就可以帶一群，到時候一家人都致富。”何洪三言兩語，打發走了來勸說的嫂子。

　　當勸說的對象變成計生干部時，何洪的態度依舊強硬。“我們窮，交不起罰款，他們也就不管。”嫂子還記得，有一回，計生干部都把張杏子綁到了手術臺，后來，“兩口子硬是又哭又鬧跑脫了”。

　　張杏子說，其實跟著何洪從上海來到四川時，她就想好了，要生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兒女雙全最好”。

　　之前在上海洗了好幾年盤子的她還想過，以后要讓孩子好好讀書，“再莫去洗盤子，讓人家笑話”。

　　不過這些，她始終沒和丈夫說過。事實上，夫妻倆的交流很少，何洪當過挑夫，挑好幾里路的東西才掙一兩塊錢，此外，還給牲畜看過病、給過路人賣薄荷水。她也沒閑著，鎮上哪里辦酒席，張杏子都會去打下手洗盤子，“跑得比哪個都麻溜”，為的只是走時能帶幾個剩菜，讓家里的孩子開開葷。

　　夫妻倆太忙了，忙到老五老六自己學會了說話，老八老九自己學會了走路。

　　被摔壞的老六只會傻呵呵地笑，吃飯的時候，她會端上一碗粥，跑到鄰居家門前，一邊吃一邊沖著別人笑，粥順著嘴巴往下掉， “精神已經不行了”。

　　她的后腦勺留下了一道如同蜈蚣般的印跡，那是赤腳醫生何洪給女兒做完“手術”后留下的針印。

　　家里窮，醫院是去不起的，用藥都是高中文化的何洪自己挑的，就連妻子生小孩，也是何洪接生。

　　衛生常識和家教一樣，幾乎沒在這個家庭存在過。

　　張杏子懷著小孩照常干農活，好幾次生孩子當天早上還在割豬草，生完孩子，她不知道什么是“坐月子”，也沒肉可吃、沒奶可喂，還要天天把手浸在冷水里給娃娃洗衣服。

　　后來去鎮上幫廚多了，她第一次聽說還有產假這種東西。

　　“我們懂不起啊，都是我們當媽當爹的害苦了娃娃，讓他們沒吃到好的，沒得營養。”何家的孩子個頭都比同齡人矮小。老七11歲了，只有1米出頭的個子，像幼兒園的孩子。

　　老八老九快滿10歲了，至今仍在讀幼兒園。血案發生前，何洪天天嘆氣，家里現在沒有一個孩子能把書讀好，或許“一個能人也出不了了”。

　　唯一讓夫妻倆欣慰的是，孩子雖然調皮干了壞事，可是，老五老六總會把學校發的免費營養餐里的牛奶帶回來，給還在幼兒園的弟弟妹妹喝。每天接送老八老九的任務，也落在13歲的老五身上。

　　事實上，大多數時候，只要不提及那些歧視、羞辱，老五都是“溫柔”的。有記者來訪給家里帶來食物，她會笑著邀請記者留下一起吃晚餐，細心地詢問，記者在哪里住、方不方便，甚至邀請記者“留下來一起住吧”。

　　就連一向沉默的三女兒也迅速地挑起了家里的擔子，這個平時住校的17歲姑娘，周末默默幫母親割豬草、做飯、帶弟弟妹妹。一次，干完一天的活兒，老三躺在母親身邊，低聲嘆氣，“媽媽，我不曉得我考不考得上高中啊，好緊張”。

　　張杏子下意識地脫口而出：“你好好讀書，平時多花點時間學習，就行了嘛。”

　　話音剛落，張杏子自己卻哭了，“都怪我們，你周末都要干活，哪有時間學習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們當媽老漢的責任，娃娃有啥子錯嘛……”

　　三女兒沒有回她。

　　“上一代的事情不管對錯，已經來不及了，至少把這一代教育好行不行?”

　　何洪被抓走已經一個半月了，張杏子變得有些神經質，她會朝任何一個向她搭話的人哭訴，丈夫是被冤枉的。

　　這個47歲不善交際的母親不放過一絲機會。她求前來采訪的記者給兒子找個工作，求學校的老師不要再針對年幼的孩子，甚至對跑來看她笑話的中年婦女，她也忍不住哀求，“那你幫幫我兒嘛，幫幫我們嘛”。

　　有好心人來訪，張杏子必會拿出家里最拿得出手的食物——土雞蛋。她為客人煮一碗面，不知道該如何表達心意，一口氣放了4個雞蛋。

　　這個農村婦女心里還有個“卑微的愿望”——等老大回來。大女兒走后，只在過年時回家，盡管曾經“頭也不回”地離開，可每次回家，大女兒總是不忘買好肉、水果、米面油，甚至會給鄰居帶水果，“請他們平時照顧一下媽媽”。

　　今年大年初一，大女兒回來了，雖然嘴上沒說，但張杏子看得出來“老大對弟弟妹妹的關心”，她買了許多吃的。

　　可坐下來沒多久，弟弟妹妹就爬到大姐的包旁，開始往外翻找還有沒有吃的，本子、手機……統統被扔了出來，大女兒臉色通紅，沖著母親大吼：“你看看，你們把弟弟妹妹教成啥樣子了!”

　　大年初四，跟母親最后扔下一句“都是你們害了這個家”后，大女兒走了。后來，連家里的電話也不接了，如今，沒人知道她在哪兒。

　　5天后，她的父親倒在血泊中，進了看守所。

　　白天，整個家只留下了“每天都心神不寧”的張杏子，和精神時而失常的老四。有那么一瞬間，她打算把小一點的孩子送走，一個人回老家。可馬上，她就放棄了，“我好怕他們把娃娃抓起，賣他們的器官，一想到我就怕”。

　　只是如今，她再沒有力氣為兒女做任何事了。這個急速衰老的母親，頭疼、肩疼、腳也疼，路走得歪歪扭扭，重活都干不了了。

　　不過在她還有不多的一點力氣時，夫婦倆終于做了一件“正確的事”：把最小的老十一送給了親戚撫養，再不過問。

　　“學校也只能盡力幫他們減免學雜費，再提供午餐，其他的我們也做不了。”蓬南鎮小學一位副校長很為難，“這家人的娃娃心理健康肯定很重要，但我們一個農村學校，哪有這種資源來幫忙哦”。

　　在外人眼里，似乎沒有一雙手能真正幫助到這家人。

　　“我最擔心的還是娃娃的問題啊。”11個孩子的堂哥說，“這些娃娃不教育好，以后很有可能成為社會渣滓了呀!”

　　“上一代的事情不管對錯，已經來不及了，至少把這一代教育好行不行?”他急促地問。

　　4月初的川東山區，草木郁郁蔥蔥，金黃的油菜花讓整個村莊顯得生機勃勃。可往油菜花深處走，才能發現藏在油菜花田后的這個家庭，陰冷破舊的氣息揮之不去。

　　老五時不時會去村里的路口，她在等大姐和父親的歸來。盡管，她甚至“有點記不清大姐樣子了”，但她“從來不恨大姐”。

　　相反，這個小眼睛姑娘用力地睜大了眼睛，“我好想她”。她的眼淚涌了出來，“只有她在，這個家才是完整的”。

　　“我以后一定不會離開這個家，我要照顧他們所有人。”站在油菜地旁，大風吹起她的亂發，老五一字一句說道。

　　作者：袁貽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