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谷園(化名)是一名普通公務員。由于夫妻倆是雙職工，兩方父母又都在外地，家庭收入一般也不敢請保姆，放學接孩子，正成為她的“煩心事兒”。

　　孩子一般下午3點半放學，可谷園到5點多才下班。按以前的做法，跟領導打個招呼，再和同事調個班，谷園就能“提前下班”去接孩子。

　　“跟老公輪流著來，只要不天天那樣，把情況跟領導解釋清楚，再找個合適的換班同事，一般也都理解。”谷園說。

　　可現在不一樣了。全國各級黨政機關都在整治“庸懶散奢”，紀檢部門隨時抽查，上班時間“不務正業”越來越多地被通報，“聽說以后還要打卡，什么時間到單位，什么時間離開，都有記錄了。”該怎么接孩子，谷園有些犯愁。

　　谷園的難題，并非個案。其實，原來公務員的壓力沒這么大，孩子三四點鐘放學，中途出去甚至早退去接孩子，幾乎算不上啥事兒。因此，在有些人看來，能從從容容接送孩子上下學，也算是國家公職人員的一項“隱性福利”。可如今，這么做則有違紀的風險。

　　上班時間的紀律是什么呢?

　　北京一位區委書記做客市紀委網站時曾提到，該區一些部門有公務員工作時間上網炒股、瀏覽不良網站、玩網絡游戲、頻繁網上交易支付和長時間播放音頻視頻五類行為，經過整治后得到控制。紀委的小伙伴說，這些行為，都屬于上班期間從事與工作無關的事情。但是，對于上班期間接送孩子，紀律的界定是比較模糊的。

　　對于公務員來說，紀律分為三個層面：

　　一是黨紀，即《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中的要求;二是公務員法;三是單位規定。

　　關于上班期間的紀律，三者都有一些要求。

　　《中國共產黨紀律處分條例》關于工作紀律一則中提到：

　　在黨的紀律檢查、組織、宣傳、統一戰線以及機關工作等其他工作中，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造成損失或者不良影響的，應給予處分。

　　事實上，這也是整治“庸懶散奢”行動的一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

　　公務員要遵守紀律，不得玩忽職守，貽誤工作，不得曠工或者因公外出、請假期滿無正當理由逾期不歸。

　　而幾乎所有機關單位都有明確規定，上班期間不得從事與工作無關的事情。經詢問了多家單位的人事部門后了解到，單位判斷是否“與工作無關”，一般有兩個標準，一是是否請假，二是是否貽誤工作。這其中，就有著“自由裁量”的因素。

　　一般而言，如果上班期間私自外出，或外出后不向單位報告，不管是何理由，都屬于違紀。因為無論是專項檢查、群眾辦事或是突發事件，一旦崗位沒人且單位沒有作出安排，就有可能帶來重大損失。最近，不少地方都報道過省委書記、市委書記電話查崗的事情，實際上就是督促基層工作人員守土有責，在崗值守。

　　在實際工作中，大多數上班期間去接送孩子的公務員，都會向部門領導請假或者報告，是經過批準后才去的。但這種請假方式，多是口頭請假，不走正式的請假程序。許多單位的中層領導說，只要請假，部門就可以整體調配一下人員，這樣一般不會耽誤工作。

　　但出于對同事的人文關懷，部門領導很少會將此類請假報告給人事部門，因為一旦走程序，就涉及到績效、工資、考勤等多個方面，顯得沒有“人情味”。總體而言，“請假”在部門內消化是一種常態，也算是柔性管理方式。

　　在機關工作的小伙伴都知道，與人方便，與己方便。誰也不會經常性地請假，讓同事過多地替班。因此，所謂的“隱性福利”，在大機關也就是互相搭把手。而電視劇中演的“沒到下班點，整個處室人都沒了”如今幾乎難覓蹤跡。為什么?活多啊，現在的公務員工作可不輕松，如果平時懶懶散散的，到了交活時完不成任務，那才真得被追責呢。

　　不過，站在人事部門的角度，部門不將員工請假的事情上報還是有風險的。因為一旦遇上不打招呼的突擊檢查，問題的緣由就說不清楚。不管其中有沒有“人情”因素，說到底還是與單位的紀律不符。

　　因此，當下公務員面對的最大困惑是：不好意思跟部門領導張口。因為領導一旦批準了，他自己就要擔風險。在“自由裁量”之間，部門領導以前的做法是“只要不出事就放一馬”，現在是“萬一有問題呢?”這樣一來，便利減少了，大家自然覺得管得緊了。

　　沒有老人幫忙，夫妻倆又接不了孩子，大多數人只能用錢解決問題。公務員余凡(化名)說，“現在都是送去晚托班，就是放學后，讓晚托班的老師先去接，在班級里一起寫作業，也有補課的，然后父母下班了再到晚托班里，把孩子接回家。”

　　時下很多晚托班是私人開設的，如果只盯著孩子寫作業，每月收費大概五六百塊錢;如果給孩子補習的，或者加頓晚餐，收費會更高一些。余凡注意到，其實學校旁邊的晚托班非常多，有的就是“夫妻店”，“之前新聞報道就說過一些晚托班資質和安全都有些隱患。但也沒辦法，還是得去啊。”

　　余凡說，也有一些找保姆接送的，但每月4000塊錢的保姆費，確實是一筆不菲的開支。“就我們這點工資請不起。能請保姆的還是少數吧。”

　　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袁江華就呼吁積極解決“接送難”問題，建議建立校內托管場所。一些中學老師也通過媒體呼吁：政府可以通過購買教育服務等多種途徑化解“接送難”。

　　事實上，大家的焦點在于，能不能結合政府工作實際，把“隱性福利”變為“顯性福利”?也就是說，托管孩子的錢，能不能由政府來出，以此減少公務員的生活開支，提高他們的歸屬感。

　　相關人士認為：

　　“庸懶散奢”和職工福利不能混為一談。不能說不給福利，我就要去違紀。在此之外，可以考慮管理方式的創新，即對工作嚴格要求，同時對職工生活多加關心，解決后顧之憂。

　　關心職工生活，也是機關工作特別是工會工作的重要內容。現在已有單位自發地在為職工解決“孩子問題”。比如孩子放暑假期間，家里沒有人管。單位就辟出一家會議室，供孩子們學習、娛樂，并請專人看護。家長早上上班時把孩子帶來，中午在單位一起吃飯，晚上下班后帶孩子回家，實現了工作與生活的精準對接。

　　這種關心職工的方式，開支不大，操作不難，卻解決了大問題，或許是個可以推廣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