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
 

　　佛羅倫薩的街道帶來了文藝復興，伯明翰的街道帶來了工業革命，長安的街道見證了華夏文明的成就，上海的街道代表了當代中國的活力……面對城市——這一人類最偉大的發明、人類創新的發動機，我們必須從“把城市看作是城市中的建筑”這種傾向中擺脫出來，永遠不要忘記，真正的城市是由居民而非混凝土組成的。

　　“我想跟你們分享一段故事，主角是一名年輕的哈佛畢業生。1844年在康科德，他去郊外樹林里釣魚、野餐、散步。”在哈佛大學的一堂公開課上，經濟學教授愛德華·格萊澤聲音清亮，變換著手勢——他已經準備好了去顛覆一下學生們的世界觀。

　　這個青年與他的朋友收獲頗豐，當地已經幾個月沒有降水，魚兒踴躍上鉤。然后，他們在野外生火，用戰利品做了一道魚雜燴。接著，風把火星吹到了附近的草地上，干燥的野草著了火。火勢蔓延極快，300英畝以上康科德主要林地被燒毀。“……這個人，當然得到了嚴懲，罪名是‘環境的大公敵’，我很能理解《康科德自由人報》把他稱為‘不負責任的人’。而這個人現在成了環境保護主義的圣徒——亨利·大衛·梭羅。我想說，據我所知，同時代波士頓人對環境的破壞，沒有誰能趕得上他。”

　　聽眾席上發出了哄笑聲。熱愛自然的梭羅曾在荒無人煙的瓦爾登湖畔以最原始的方式隱居數年，他的著作《瓦爾登湖》幾乎成了環保“圣經”。但在經濟學家格萊澤的眼中，梭羅的一生只說明了一點：我們人類是一個破壞性的物種，如果你熱愛自然，那就別去打攪它了。

　　“這也是城市的關鍵。”這位哈佛教授說。他制作過一張波士頓地區碳排放量的統計圖，范圍廣闊的遠郊有著居高不下的碳排放量，把人口密集的市區襯托得像是綠島——城市擠擠挨挨的摩天大樓、密集的公共交通，遠比戶戶都有大房子、私家車的郊區更節省能源。

　　所以，與絕大多數人想象的不同，“城市不僅僅是生產力更高，不僅僅是更有意思、更有活力，它們事實上也更綠色環保”。

　　盡管在哈佛的這堂公開課在陣陣歡笑與鼓掌中結束，但格萊澤斬釘截鐵的論斷，或許顛覆了不少美國人的三觀。他的著作《城市的勝利》自從出版后，就有絡繹不絕的讀者在亞馬遜網站上訂購，以致于這本書在“城市規劃與發展類圖書”排行榜的榜首位置待了21個月。

　　這本書英文版的封面，是一個夜幕下有無數摩天大樓矗立著的燈火輝煌的城市，一行字輕巧地浮現在深藍的夜空中：城市如何讓我們變得更加富有、智慧、綠色、健康和幸福。

　　城市提供了合作的可能，尤其是共同碰撞出人類最為重要的創造——新的知識

　　在動輒討論資源短缺的今天，格萊澤偏偏想提醒大家，我們生活在一個何其遼闊的星球上。

　　他算了一筆賬：如果只算空間大小的話，全球所有的人口都可以居住在美國得克薩斯州，而且每人都能擁有一套別墅。但事實上，多達2.43億的美國人口都擠在全國總面積3%的土地上，那里就是城市。

　　人們選擇了居住在城市，總有什么理由。對《城市的勝利》的作者而言，無疑地，城市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

　　有很多有意思的現象可以解釋這句話。比如說，英國飲食是出了名地乏味(法國餐館與意大利菜已經遍布全球了，可你見過哪家館子標榜他們是“英國菜”嗎?)，但其首都倫敦，卻是一個美食之都。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倫敦早期最棒的廚師來自法國，其中包括羅歐兄弟，他們開辦了第一家被《米其林指南》評上三星的餐廳。隨后，印度人大量涌入這里，令咖哩羊肉變成一道倫敦市民的家常菜。2011年，兩家倫敦的印度餐館也被《米其林指南》評定了星級。那已經是真正的只有在倫敦才能享用的美味：頂級的印度菜大廚往往出生于印度，又在競爭激烈的倫敦餐飲界闖蕩多年，他們用高檔西餐的精細烹飪方式展示出的亞洲味道，不僅秒殺單調的不列顛菜品，其實也超越了在孟買的任何美食。

　　不僅是美食，類似的情形曾一代代在不同的城市上演。譬如公元前5世紀的雅典，因為戰亂，小亞細亞各行各業的人才都流落到了這里。思想在人口密集的城市中交流碰撞，西方哲學、戲劇與歷史就此誕生。第一代雅典學者影響了他們的學生，譬如伯利克里和蘇格拉底，后者培養出了柏拉圖，柏拉圖又帶出了亞里士多德……

　　而在公元9世紀時的巴格達，學者們在阿巴斯王朝哈里發的王命之下，云集此地。于是，東西方的經典文獻被翻譯成阿拉伯文，波斯人給這個城市帶去了醫學知識，中國的戰俘則為那里貢獻了造紙技術。在大半個世紀中，這個城市幾乎成了世界文化的中心。

　　格萊澤相信，只有人群聚集的大城市才會一次次成為知識傳播的起爆點。“人類因為城市而團結在一起。數千年來都是如此，人們團結在一起，通過直接的城市層面的行動，使得改變發生。”

　　“對于中國這個快速城市化的國家而言，城市戰勝鄉村是普遍性的勝利。”讀過《城市的勝利》這本書后，身在北京的高級城市規劃師王寧發覺，身邊有許多事例都與格萊澤在大洋彼岸所闡述的不謀而合。

　　閱讀《城市的勝利》的那兩天，這位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的規劃師正奔波于北京的一家三甲醫院與某個城市文化創新產業項目專家評審會之間。醫院里聚集著如潮水般的求醫人群，而在評審會上，他見識到了各種超乎想象的個人博物館建設方案。

　　那一刻，書中的案例一下就在王寧眼前鮮活了起來：“這些都是鄉村文化中無法實現的功能，只有城市的集聚才能帶來這些。”

　　大型城市帶來的便利可能深入每一個居民的日常生活。王寧舉例說，在北京，自行車愛好者們可以互相找到對方，然后加入不同的QQ群，參與各種戶外活動。“一個如此細小的愛好，他們甚至細致到對每一根鏈條都有專門的維護服務，這在小市鎮是不可想象的。”

　　多年前，王寧博士畢業，他非常清楚，研究方向為“產業經濟”的自己，唯有留在大城市。如果回到生養自己的東北小縣城，他的學識將全無用武之地。

　　同樣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主任劉云中也深知城市的價值：“城市當然是很好的，因為那里更多元。”盡管它聽上去擁擠、昂貴、骯臟、混亂，但卻蘊含更多可能。

　　就像格萊澤在書中描述的：“城市提供了合作的可能，尤其是共同碰撞出人類最為重要的創造——新的知識。人們愿意忍受城市中的高房價，正是為了與各行各業的精英生活在一起，其中有些人的知識將會對高房價作出補償。”

　　“不論一座城市的起源是多么普通，城市的集聚都有可能產生神奇的效果。”

　　貧民窟里的希望

　　不論城市對文明的傳播有多大價值，有一點是經濟學家無法否認的：疾病、犯罪、擁擠等城市的頑疾，“從未因為消極地接受現狀或愚蠢地依賴自由市場而得到解決”。如果把目光投向發展中國家，那貧民窟幾乎存在于每個城市。

　　要在一本描述城市如何讓人類變得“富有、智慧、綠色、健康和幸福”的書中講述貧民窟給人帶來的歡樂，并不容易。許多研究城市問題的學者都會把這當做城市的危機來研究。而格萊澤的觀點恰恰相反，貧民窟是城市活力的體現——透過棚戶區表面的混亂破敗，他見到了貧民窟中蘊藏的窮人的希望。

　　這種活力存在于巴西里約熱內盧密集的貧民窟中。如果從風景宜人、充滿俊男靚女的海灘向科爾科瓦杜山上望去，除了會見到山頂那座著名的耶穌基督像，很容易也能發現滿山的貧民棚戶區。美國人常常會對那些凌亂破舊的棚屋表示震驚，但愛德華·格萊澤的問題是：與美國的貧民區相比，那里當然不堪入目，但是，若與巴西的農村相比呢?

　　對于在里約的貧民窟長大的女孩萊拉·貝萊斯來說，原本生活就是日復一日地在麥當勞中打工。她的小姑子是個理發師，兩人一直都想找出一種能拉直卷發的方法。事實上，她們周圍的姑娘人人都想要一頭直發。

　　但并不是每個愛美的姑娘都有萊拉那樣的丈夫——這個小伙子允許妻子和妹妹往自個兒腦袋上試驗任何稀奇古怪的配方。他一次又一次地變成了禿子。但無數次失敗以后，兩位沒有任何教育背景的姑娘還是生產出了一種有效的頭發拉直劑。從賣掉汽車獲得3000美元啟動資金、雇傭最初的顧客當店員開始，現在她們的企業每年美容產品的銷售額達到了3000萬美元。

　　若與當地農村相比，城市的貧民窟往往會有更多的經濟機遇、樂趣乃至公共服務。往小了說，即便是個一文不名的窮光蛋，他也能躺在里約熱內盧舒適的海灘上享受陽光與美景。另一方面，城里的就業機會與薪水遠高于農村。

　　一份研究報告顯示，九成的里約居民1996年的月收入在85美元以上，而在巴西東北部農村，僅有30%的人能達到這種收入水平。因此，被《紐約時報》評價為“喜愛辯論，并深諳此道”的格萊澤覺得，貧困人口太少的城市才值得擔心：為什么那里不能吸引到窮人呢?

　　格萊澤并沒有挑選一個中國城市來論證他關于城市貧困的觀點，但卻與華裔女作家張彤禾在新作《打工女孩——從鄉村到城市的變動中國》中的觀察不謀而合。

　　“是自尊，而不是恐懼，讓她們留在城市。出去，就是改變命運。”這位說著流利漢語、在東莞居住多時的美國女記者在采訪涌入東莞打工的女性時，更多記敘了筆下人物的雄心與追求幸福的勁頭。她提醒自己的西方讀者們，比起同情，也許這些百折不撓闖蕩城市的女孩更應當被賦予敬意。

　　而格萊澤想提醒他的美國同胞的是，19世紀時，極端的貧富分化在美國的城市中也是常見的景象。如果翻翻美國的歷史，不難理解為什么說大城市中的貧民窟也充滿著希望：肯尼迪家族的祖先也來自波士頓的棚戶區。

　　19世紀40年代，馬鈴薯饑荒將愛爾蘭農場主帕特里克·肯尼迪一家帶到了波士頓。最初他們生活在當地貧民窟中，后來多次當選州議員的小帕特里克·肯尼迪，第一份工作是在碼頭上當苦力，隨后他購買了酒吧，專為當地名流供酒。財富開始積聚，他的兒子也被送進了哈佛大學——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政治家族就這樣起步了。

　　波士頓以一種愛爾蘭農村根本不可能有的方式令肯尼迪施展了他的才華。這也許是每個城市擁有的特點：提供形式多樣的工作，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發掘自身的特長與才能。所以，有什么理由不相信這樣的話呢：“在城市很好地戰勝了伴隨著人口密集而來的種種弊端之后，它的發展將會給每一個人帶來快樂。”

　　這些人頂著艱苦的條件生活在城市的縫隙中，自有其價值，沒有什么能夠阻止人群涌入城市

　　王寧喜歡格萊澤敘述的方式，他悠然地帶著讀者在古今中外的城市中到處游覽，但始終不離其主題：城市的集聚不可戰勝。

　　這一點，放到當下的中國，更令王寧深有感觸。

　　當里約熱內盧還是巴西首都的時候，政府試圖整治過這些距離各界精英官邸很近的貧民窟。一些資源被投入去改善城市貧民的生活，學校和一些醫療保健機構在貧民區中建立。而他們得到的結果堪稱諷刺：更多的貧民因此涌入了城市的貧民窟，城市的貧困程度反而加劇了。

　　這種頗含諷刺意味的結果更證明了格萊澤的主張：當只有城市提供醫療保健與教育，而農村沒有時，那些改善貧民窟的努力只會將更多人口吸引到城市。說到底，并非城市讓人們變得貧困，反而是在城市中將會提高生活水平的前景吸引來了貧困人口。

　　“實際上，城市、超級城市的集聚遠超人們的想象。”王寧說。他所在的辦公樓位于北京繁華的西二環，但樓外不遠就是一小片簡陋的棚戶區，回收的垃圾整齊地捆綁后堆放在門前，場地上唯一的小樹苗上掛著一塊牌子：禁止隨地大小便。然而與格萊澤一樣，王寧相信這些人頂著艱苦的條件生活在城市的縫隙中，自有其價值。

　　“人們都說北京人口不能再多了，要爆炸了，其實北京人口才多少?2100萬。對于整個13億人來說，這個數字不算什么。要知道，整個日本大東京都市圈，人口已經超過了全國的一半。集聚是創造一切城市價值最根本的命題。在美國、在墨西哥都是這樣的趨向。”

　　對于像王寧這樣的業內人士而言，即便沒有格萊澤的書，這一點也是再清晰不過了：城市是個充滿希望的所在，沒有什么能夠阻止人群涌入城市。

　　“現在的很多規劃思路，總想超越城市發展規律，總想按照他們的想法去限定城市，而不按照經濟的規律去勾畫城市布局。歷史會證明，未來中國人口，將會有一半以上集聚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大城市帶，人往城市走，是規律。這規律是擋不住的。”王寧斷言。

　　城市的勝利與失敗

　　但當人口聚集起來，如何才是一個勝利的城市呢?

　　格萊澤心中的答案之一，是中國香港。

　　很多人想要進入城市，也有很多人想要逃離。19世紀時，梭羅想要逃離的是城市中的疾病和混亂，而如今，人們想要逃離逼仄的鋼鐵世界與摩天大樓。在美國，幾乎是全民走向瓦爾登湖畔的生活方式，大片的林區土地上建造起了私人住宅。但正如格萊澤在那堂公開課上用統計地圖所顯示的：這種更接近自然的低密度生活方式，也許是一個生態噩夢。

　　“郊區化只是美國城市化的一種方式，而不是他們逃離城市的方式，他們離開的只是市區的擁擠。”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劉云中解釋說。

　　真正的傳統社區應該是綠色的，因為古人不會大量地取暖與旅行。可是現代化的低密度生活，幾乎無可選擇地伴隨著大量的駕車出行，以及一棟一棟夏天制冷、冬日取暖的大房子。

　　相反，香港是一座享有著“重建與向高空拓展的自由”的城市，這種經濟自由與妥善管理令它充滿了活力與生產效率。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簇擁在香港的繁華區，帶有空調的空中走廊將這些富麗堂皇的大廈連在了一起，看著擁擠，實則便利有序。作為東西方世界的紐帶，它也有著獨特的跨文化氣息，沒有人會把它誤認為任何其他的亞洲城市。

　　在這樣的城市中，人們能夠分享餐館、酒吧與博物館等公共空間，土地的高成本也能減少私人空間的使用。換言之，正是這種密集的城市生活，而不是去一次雜貨店就要消耗一加侖汽油的美式田園生活，才具有可持續性。

　　格萊澤強烈地希望新興國家，譬如中國與印度，不要效仿美國的能源消費發展模式。雖然他也略顯慚愧地提到，一位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將這種現象比喻為“一個擁有大量SUV駕車者的國家試圖告訴一個擁有大量騎腳踏車者的國家不要使用機動腳踏兩用車”。

　　比長篇論證更直擊人心的是數據。這位哈佛經濟學教授與其同事曾對中國家庭的碳排放進行過逐個城市的分析，結果是，一個華盛頓地區的典型家庭每年產生43頓二氧化碳，而典型的北京家庭每年碳排放量不到4噸。如果中國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達到美國的水準的話，全球的碳排放總量就將增加69%。

　　“一個密度較高的城市不僅節約土地資源，也是節約能源的。這在搞城市規劃的人中間已經沒有太多異議。”劉云中說，“如果一個城市規劃得比較好，譬如說，城市間距合理，密度比較高，那它的環境問題也是比較小的——因為人的活動范圍小了，并且綠地集中，城市綠化也不錯。”

　　格萊澤對摩天大樓的贊美也就可以理解了。這并不是說他不了解歐洲常見的古城的優美。看看巴黎吧，那里有著筆直寬闊的林蔭大道，路旁皆是優雅氣派的19世紀建筑，環境宜人，每座建筑都是矮樓層，而唯一稱得上“高大”的作品便是塞納河邊的埃菲爾鐵塔。

　　這的確賞心悅目。但作為一名經濟學家，格萊澤更關注的是，維持這一局面的原因之一，是1974年的新法規將城市中心區建筑物都限制在83英尺高度以下。由此導致的住宅供應不足，使得如今巴黎中心城區一套很小的公寓都要賣到100萬美金以上，旅館的住宿費也高達500美元左右。

　　在格萊澤看來這略有些反諷：巴黎是如此有魅力，有錢人愿意支付這樣的高價，但還有多少人記得，這里曾經是一個以接納落魄藝術家聞名的城市?

　　他認定，這種行政政策使得城市原本擁有的向著高空拓展的能力被限制了，而這真的能夠保證社區的有趣與異質化嗎?未必。但可以肯定的是，這種情況下，房價會不斷攀升。

　　在閱讀《城市的勝利》這本書的時候，王寧同時也在看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讀到最后，他發現，兩本書“有著一致的結論”。

　　“《中國大歷史》里面，黃仁宇反復論證的一點是：王朝更迭是有規律的，這種規律很大程度上被定量所約束，而中國歷代王朝往往忽視定量，因此也無法左右王朝的命運。因為只有精細化的王朝，才能保證長期與可持續。說到底，中國的大歷史，就是歷代王朝財政充裕則勝，財政崩潰則亡的經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