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過去，“五道杠”的影響還在。

　　武昌實驗小學一位三年級學生的家長劉欣對此有過反思，但更覺得自己是迫于無奈，她也很希望兒子在學校能謀得一個班干部職位，即便是志愿者，但“人數(shù)有限”，也是提升孩子的重要機會。

　　兒子是去年轉學來到武昌實驗小學的，在之前的小學，劉欣最頭痛的莫過于惡劣的班干部競選風氣。“為了讓自己的孩子當上班干部，有些家長給我發(fā)短信打電話，讓我兒子給他孩子投票，有的則教自己的孩子給班里同學買禮物。”

　　武昌實驗小學的情況要好一些，但她有時仍會不自覺地陷入苦惱：“我不去教孩子學會來事兒、機靈點兒，誰知道別的家長會不會那樣教自己孩子，那我孩子豈不要吃虧了，你說幫孩子寫個競選稿應該是人之常情吧?”

　　服務與權力區(qū)別在哪里

　　孩子們有時并沒有揣摩到大人的心思。解下“三道杠”的別針，換上志愿者標識，六年級D班的王思妮還不太明白這種改變意味著什么，她只是覺得這個標識也“挺好看”。但走在校園里，她發(fā)現(xiàn)，“低年級的學生不再向她投來曾讓她印象深刻的敬畏目光。”這讓她有些微微的失落。

　　但無論在少先隊還是班級里，王思妮的工作還和以前一樣，作為班長，她上課喊起立，維護班級秩序，行使班里最重要的權力。

　　想起剛戴上“三道杠”的那一刻，這個比同齡孩子思維更縝密的小姑娘還是激動得有些飄飄然。走出校門口，有學生家長看到她說：“哇，三道杠!”她瞬間就有了一副“小大人”的神情，美滋滋地甩起馬尾辮。在她印象里，“三道杠”比班長要“厲害”得多。

　　優(yōu)越感就像病毒一樣滋生，校長張基廣描述了這樣的情景，“老師不在教室了，一個學生像模像樣地拿根教鞭在巡視教室，還時不時用教鞭在這個同學桌上敲敲、在那個同學頭上晃晃，而被敲、被晃的同學都拿一種異樣的眼光瞅著他;有時，他站在講臺上，一雙眼睛像老鷹一樣盯著全班同學，巴不得哪個地方有個風吹草動，他就會馬上做出反應，在黑板上得意洋洋地記上一個不守紀律的同學名字，或者大聲地喊著‘某某某，你不要講話’……”

　　張基廣很反感班級和少先隊干部的“官化”，讓學校里等級分明的“一道杠”、“二道杠”、“三道杠”變成志愿者，而且在外部標識上不加以區(qū)分，在他看來，無疑能直接遏制這種風氣，并讓孩子們從小培養(yǎng)志愿服務精神。

　　武昌實驗小學少先隊志愿者的產生要經過自薦、海選、投票等程序，這無疑是一項創(chuàng)新，雖然同樣滲透了成人世界的風格。

　　武昌實驗小學政教處主任徐仲讀稱，以前少先隊干部都是以學習成績?yōu)闃藴剩�現(xiàn)在志愿者的評選由學生投票產生，看重的是孩子的特長、責任心、主動服務意識和人際交往能力等。

　　統(tǒng)一的志愿者標識似乎讓這些班干部加隊長、隊委“泯然眾人矣”，但志愿者仍然是學校里的稀缺品，也是孩子們爭先創(chuàng)優(yōu)的目標。

　　王思妮說：“我們有58個班、98個志愿者，實際上每個班才分配了兩個左右的名額，最多的也不超過四個，我們班有三個。我也是經過班級推薦，還做了演講，最后同學投票才好不容易當上的。”

　　98個志愿者絕大多數(shù)都是班干部和少先隊干部，志愿服務的內容還不清晰，戴上志愿者標識，他們仍然脫離不了班隊干部的身份。

　　在孩子們的心中，他們還不能區(qū)分“服務”和“權力”有什么根本性區(qū)別，很多人仍然向往“稀缺”的志愿者，并樂于聽從父母的分析和指導。

　　徐仲讀一再強調，“我們在做些改變，(通過當志愿者)培養(yǎng)孩子們的責任感和服務意識，樹立每個孩子都是平等的校園‘小主人’的新觀念。”